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真实性问题形象思维问题论争与苏俄文学传播中的

时间：2024-07-27 09:41:04 文化毕业论文

［摘要］20世纪50年代国内就真实性问题和形象思维问题展开激烈的论争，《文艺报》积极介入论争。在真实性问题的论争中，《文艺报》通过译介苏俄文章为国内论争找到关于真实性理论的合法权威根据，进一步使国内认可真实性问题。在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中，《文艺报》通过构筑知识背景，引导国内的论争朝着五十年代文学规范的路子上发展。20世纪50年代《文艺报》通过传播苏俄文学、文论对真实性问题和形象思维问题论争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文艺论争；《文艺报》；真实性；形象思维；影响
　　
　　苏俄文学和文论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和规范有着重要的影响，传播苏俄文学和文论的期刊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和作用同样不可忽视。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实行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文艺报》是传播苏俄文学文论的重要桥梁，对中国此期文学的发展与规范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通过传播苏俄文学文论对国内文艺论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以20世纪50年代文学真实性和形象思维两个文艺理论问题的论争为切入点，对《文艺报》译介苏俄文学和文论的情况做了一番梳理考察，以探讨五十年代《文艺报》如何通过传播苏俄文学与文论而对国内建立一体化文学规范起到影响和作用的。
　　
　　一、真实性问题的论争
　　
　　真实性问题是五十年代重要的理论问题。1956年，在“双百方针”的影响下，秦兆阳、胡风、陈涌、于晴、蔡田、唐挚、冯雪峰等对建国以来文坛充斥平庸的、灰色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不满，他们质疑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的根据，主张以 “真实性”来作为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最高标准。为此，他们提出了“写真实”和“干预生活”的创作口号，提出大胆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真实性的论争由此开始。《文艺报》对这一问题的论争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文艺报》上发表的关于真实性问题论争影响比较大的文章有：1956年第23期钟惦的《电影的锣鼓》、1957年第4期于晴的《文艺批评的路》、1957年第8、9期蔡田的《现实主义，还是公式主义？》、1957年第10期唐挚的《繁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与周扬同志商榷几个关于创造英雄人物的论点》。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当时“双百方针”的提出，此时的《文艺报》可以更多地认可自主的、自由的声音，可以认可文学的真实性的提法。并且，《文艺报》在此前后刊发了大量的苏俄文章，传播苏联解冻文学以来关于真实性的文艺思想，设法从苏俄文章中去寻找艺术真实性的理论根据，这实际上间接表明了要维护文学的真实性，使得国内文学界能够接纳真实性的文艺观念。《文艺报》1952年13号发表塔拉森柯夫的《艺术的真实》、1952年14号发表索弗罗洛夫的《争取生活的真实》、1953年16号发表戈尔卡柯夫的《感情的真实性》、1953年第18期发表威·道布伯申考的《真实的法则》，这些文章实际上站在拥护的立场回答了论争中的真实性问题。如塔拉森柯夫在《艺术的真实》中写到：“为了刻画真实的人物，作家必须了解生活的各个方面，仔细研究生活，洞察社会发展过程的实质，必须能够真实地写出在改变和向前发展中的现实面貌。”［1］塔拉森柯夫的文章主张真实地、深入地了解生活，这实际上与国内提倡的文学的真实性本质上没有区别。索弗罗洛夫在《争取生活的真实》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许多作家的作品脱离现实，“许多作家都已丧失了苏维埃艺术家的主要特性——忠实于生活的现实，他们都似乎只急于想把我们的生活予以诗一般地美化，而对于生活中那些否定的现象，对于那些伪善者，已不予注意。对于我们的人民——共产主义建设者——正在顽强地和尖锐地斗争着的那些缺点，也都忽视不见了”［2］。索弗罗洛夫要求作家不回避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大胆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和缺点，认为只有这样的作品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只有那样新颖、真实、能吸引人的剧本才能够以自己的尖锐性和真实性，以自己能接近人民思想与渴望的东西而抓住观众”［3］。《文艺报》通过译介苏俄文章，表现出拥护真实性的立场，并通过译介苏俄文章为国内论争找到真实性的合法权威根据，进一步影响国内对真实性的认可。
　　这种情形在特写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明显。特写问题实际上也是关于真实性的问题。五十年代初期特写在苏联受到重视，它主张如同新闻特写般地真实地再现生活，反映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揭露一切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消极现象。瓦·奥维奇金更是大力提倡以特写来真实地再现生活，从理论上辨明特写的重要性。《文艺报》成了传播特写的阵地，无论是苏联关于特写的动态还是关于特写的理论都一股脑译介过来，这些文章倡导特写，引导写真实的文学思潮。《文艺报》1954年第22期刊载《苏联召开全苏特写创作会议》的消息，报道了苏联特写创作发展的情况。1955年第23期译介《集体化农村中的新事物和文学的任务》把特写分为两类，深入地论述了不同特写的特征。1955年第七、八期发表了刘宾雁翻译的瓦·奥维奇金的论文《谈特写》。该文详尽地介绍了特写这种文学式样的意义以及特写作家应具有怎样的对待生活的态度，并把特写称为“侦察兵式”特写。《文艺报》1956年第8期发表刘宾雁的散文《和奥维奇金在一起的日子》，深入地展现了这位作家的风貌，介绍了他的有关文学特写的思想。在苏联众多的文学问题中，《文艺报》把目光投向特写，旨在为真实性问题的论争推波助澜，引导国内比较自由的文艺思想，在国内掀起批判性、揭露性、写真实的文学浪潮，通过译介苏联特写来影响国内的文学创作。所以，五十年代“干预生活”的小说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与《文艺报》对苏联文学的译介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爬在旗杆上的人》、《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等文章大胆表现生活中的矛盾，不回避对生活阴暗面的揭露和批判，将主要矛头指向领导者的官僚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工作上的保守主义以及革命意志衰退等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种种社会弊端，都是受到苏联特写的影响，这其中《文艺报》传播苏联文学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二、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
　　
　　这一问题同样受到苏联文学理论的影响，《文艺报》通过传播苏联文学思想、译介苏俄理论文章直接影响了论争的开展。形象思维本来是文艺创作中最常用的一种思维，但是国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晚。在苏联，别林斯基最早提出了形象思维的命题。1840年，别林斯基在《艺术的观念》中提出“艺术是寓于形象的思维”。1953年，布罗夫在《论艺术内容和形式的特征》中对形象思维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形象思维不能解释艺术家在创造形象时的思维活动本质，他还认为在创作活动中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不能并存，布罗夫实际上是否定了形象思维。尼古拉耶娃反驳了布罗夫的论断，她在《论文学艺术的特征》中认为：“‘形象’和‘形象思维’是艺术特征定义的中心。”［4］1956年，布罗夫出版《艺术的审美本质》一书，更加引起关于形象思维的论争。虽然在三十年代形象思维的概念就传入我国，但真正的论争是在《文艺报》传播苏联文艺界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的背景下引发的。《文艺报》先后发表了苏联学者的文章，如狄莫维埃夫的《文艺理论的建设》、伯林斯基的《论所谓纯粹艺术问题》、索包列夫的《美学问题与苏联文学》等，这些文章虽然没有直接讨论形象思维问题，但其中不少地方有所涉及，引发了中国对形象思维问题的讨论。在《文艺报》的引导下，国内这次论争的焦点大多集中在“什么是形象思维”、“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关系”等理论问题上。《文艺报》1956年第9期发表了陈涌的《关于文学艺术特征的一些问题》，将形象思维的讨论推到高潮。由此可见，《文艺报》译介苏俄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文章对国内产生论争以及论争的焦点都有很大影响。　共2页: 1 [2] 下一页论文出处(作者):祝学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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