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冯友兰人生两次重大选择
改制后的清华大学虽然还利用美国庚子赔款作为经费，采用美国大学建制进行管理，但摆脱了美国人的控制，成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在这所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里，冯友兰找到值得为之出力献身的“安身立命之地”。从此以后，直到1952年院校调整时被迫调离，他都没有离开这片热土。1931年，河南省聘请他出任中州大学校长，他坚辞不就;1932年，教育部部长蒋梦麟请他担任高教司司长，他婉言谢绝。在清华大学这块安身立命之地，冯友兰在事功和学问两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中国二十世纪杰出的教育家和哲学家。在事功方面，除上述初到清华，参与清华改制、实现清华独立外，自1931年起，冯友兰长期被选举为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抗战时期，还兼任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他领导的清华大学文学院，聚集了一批全国一流学者，成为人文学科的重镇;同时，作为文学院院长被称为首席院长，冯友兰是清华大学领导层的主要成员，他和其他学院院长叶企荪、陈岱荪等人一道，长期襄助梅贻琦，把清华大学办成为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大学。清华大学对内的通告、对外的通电和对上的呈文大多数都出自冯友兰之手。1930年夏天罗家伦辞职，1948年年底梅贻琦离校，清华大学两度陷入群龙无首的危机之中，受教授会议推举，冯友兰代理校长、主持校务，他临危受命，砥柱中流，使清华大学正常运作、完好保留。他是清华大学难得的干才和杰出的元勋。
在事功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在清华大学，冯友兰在学问方面也取得了辉煌成就。在繁忙的教学和行政之余，冯友兰挤出时间继续做中国哲学研究，分别于1931年和1934年出版《中国哲学史》上、下卷。这是第一部用现代方法系统、完整地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著作，是冯友兰的成名之作，也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抗战期间，在兵荒马乱、颠沛流离之中，冯友兰焚膏继晷，发愤著述，接连写下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和《新知言》等一系列著作，建立“新理学”体系，成为中国现代少数几个能建立自己思想体系的哲学家之一。抗战胜利后，冯友兰应邀赴美国讲学，讲义以《中国哲学简史》的名字出版，后来被翻译为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它和《中国哲学史》一道，成为外国人学习中国哲学、了解中国文化的教科书和必读书。
就这样，凭着对事业的追求、对学术的执着和对祖国的挚爱，冯友兰从1925年到1928年短短三年间，离开了闭塞落后的中州大学，辗转过地处边陲的广东大学，告别了教会创办的燕京大学，选择了可以安身立命的清华大学。在清华园里，冯友兰成就名山事业、办好一流大学，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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