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你的孩子养出心理疾病
如何把你的孩子养出心理疾病的呢?如果孩子不曾体验痛苦的感觉，就无法发展“心理上的免疫力”。
如果说我大学里确实学到了什么，那就是诗人菲利普•拉金言之有理：“他们害了你，你爸和你妈。虽然不是故意的，但他们的确害了你。”
当时，我生下儿子不久，便重返学校修读临床心理学。脑中想着孩子，手头却还要准备期末论文，在这种情况下，我很容易留意到那些论述父母如何害了孩子的研究。当然，每个人都知道，麻辣老妈和出任学校家长教师联合会主席、每天孩子回家都奉上牛奶与亲手烘焙饼干的妈妈，会培养出完全不同的孩子。但我们多数人落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而在这个区间，很多事情一不小心就会做错。
作为一名妈妈，我很想做对。但是什么才是“对”呢?带着这个问题，我走进书店，立马眼花缭乱：布莱泽顿、斯波克，还是希尔斯?幼儿中心派、家长中心派，还是合作派?我到底该追随哪种理论?
好消息是，至少在英国著名儿科医生、儿童精神学家唐纳德•威尼康特看来，要养育出身心健康的孩子，你不必非得是完美妈咪。用他的话说，只须当一个“过得去的妈妈”就好了。
不过，过去所有研究——从约翰•鲍尔比的“依恋理论”到哈里•哈尔洛的猴子实验——都表明：如果不能精确解读你的孩子，误解了他们的信号，或者给予他们的爱太少，几十年后，他们就很可能会走进心理治疗诊所(如果有足够的钞票支付这笔帐单)，坐在沙发上，靠着一盒纸巾，声泪俱下地回忆着妈妈对他做了什么，爸爸又没做到什么——每周50分钟，有时长达数年。
而作为心理治疗医生，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重新当一回病人的父母，提供一种“矫正性情感经验”，让他们无意中将早期的被伤害感觉移情到我们身上，然后给出不同的回应——与他们童年期所得到的相比，更加体贴、更具共情的回应。
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然后我开始接待病人。
特殊的病人
我头几个病人几乎是教科书上的范本。当他们诉说不幸童年时，我毫不费力地就能将他们的.伤心与成长经历联系起来。但是很快，我遇到了一个例外，这个姑娘20多岁，聪慧美貌，姑且称她为丽齐。丽齐有坚实的友情、亲密的家庭，和极度空虚的感觉。她告诉我，之所来咨询，是因为她“就是不快活”。她还说，令人沮丧的是，她找不出来自己到底是对什么不满。她说她有一对“棒极了”的父母，两个出色的手足，支持她的朋友，极佳的教育，很酷的工作，健康的身体，漂亮的房子。她的家族史上没有抑郁症或焦虑症病人。那为什么她老是失眠呢?为什么她总是犹疑不定、怕犯错误、无法坚持自己的选择呢?为什么她认为自己不像父母一直评价的那样“惊人”、觉得“心中总有一个空洞”呢?为什么她描述自己感觉“飘忽不定”呢?
我被难住了。这个案例里没有漠不关心的父亲、求全责备的母亲和其他放任自流、爱贬低人、杂乱无章的照料者，问题出在哪里?
当我试图弄明白时，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类似的病人越来越多。我的沙发上坐满了二三十岁的成年人，自述患上忧郁和焦虑，很难选择或专注于某个令人满足的职业走向，不能维持良好的[亲密]关系，有种空虚感或缺乏目标感——但他们的爹妈无可指摘。
恰恰相反，这些病人都说到他们是多么“崇拜”父母，说父母是自己在这世上“最贴心的朋友”，从来都是有求必应，甚至出钱让他们来接受心理治疗(当然也在替他们付房租和汽车保险)，这让他们既愧疚又困惑。毕竟，他们最大的抱怨就是无可抱怨!
起初我很怀疑这些人的陈述。童年一般都不完美，那么，如果他们的童年很完美，为何会如此迷茫、不自信?这跟我学过的知识背道而驰。
但相处一段时间后，我开始相信他们并无粉饰或曲解。他们真的拥有关爱备至的父母，给他们“发现自己”的自由，鼓励他们想做什么都行，接送他们上学放学，陪他们做作业，当他们在学校受欺凌或孤立时出手相助，在他们为数学发愁时及时请家教，看到他们对吉他表现出一丝兴趣就掏钱让他们上音乐课(丧失兴趣时又允许他们放弃)，当他们违规时跟他们谈心，而不是简单粗暴地惩罚(运用“逻辑后果”来替代惩罚)。一句话，这些父母很“体贴”，投入地引导我的病人们顺利通过童年的种种考验和磨难。作为一个力不从心的妈妈，我常会在听病人陈述时，暗自奇怪这些伟大的父母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
直到有一天，另一个问题浮现在我脑海：这些父母是否做得太多了?
是啊，我，还有无数同样的人，都在努力地做好父母，就是为了今后我们的孩子不至于沦落到心理医生的沙发上，而我正在目睹这种养育手段的血肉后果。为了给孩子提供正确的养育，我们拼尽全力、精疲力竭，而他们长大之后却坐在我们的办公室里，诉说他们感觉空虚、迷惑、焦虑。我读博士时，学院里的临床焦点在于缺乏父母体贴如何影响孩子，谁都没有想到问一问，如果父母过度体贴的话，这些孩子又如何呢?
过度保护剥夺幸福感
在美国，育儿一直是个争议话题，因为风险太大，而各派学说难有定论。在不同门派之间，一直剑拔弩张：亲密育儿派vs严格教导派，儿童中心派vs家长中心派，社会风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过，即便在推崇“别过多拥抱你的孩子”的20年代(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约翰～华生在其著名育儿指南里写道“当你身不由己地想爱抚孩子时，记住母爱是一件危险的工具。”)，所有育儿法的根本目的是一样的：将孩子培养为有生产能力的、幸福的成年人。我的父母希望我幸福，我祖父母也希望我父母幸福。不过，近年来出现的变化则是：人们对幸福的看法和定义不同了。
如今，光是幸福还不够，你得更幸福。美国梦以及对幸福的追求已经从“寻求大致满足”变异为“你必须任何时候、各个方面都幸福”。“我幸福，”格雷琴•鲁宾在畅销书《幸福工程》中写道，“但我还应该更幸福。”这种追寻已经风靡全美，变成一场举国运动。
那她到底应该幸福到什么程度?鲁宾也不确定。听上去她和我一些病人的情况完全一样：拥有绝佳的父母，“高大、黝黑、英俊”(并富有)的丈夫，两个健康可爱的孩子，一大帮朋友，在上东区买了豪宅，耶鲁大学法学学位和成功的自由撰稿事业……尽管如此，鲁宾仍不满意，“似乎缺了点什么”。为了消解“忧郁、不安、低落和四散的内疚”，她开始了一段“幸福旅程”：列出行动清单，每周一买3本新杂志，不断收拾衣橱。
在付出整整一年努力之后，鲁宾承认她仍在挣扎。她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让自己更不幸福了。”接着她揭示了所谓“成年的奥秘”之一：“幸福并不总让你感到幸福。”
现代社会学研究支持了她的说法。“幸福作为生活的副产品，是很棒的一个东西，”斯沃斯莫尔学院社会学教授巴里•施瓦兹说，“但把幸福作为目标来追求，只会导致灾难。”而现代很多父母正是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这个目标，却适得其反。我和同事由此开始怀疑：会不会是父母在孩子小时过于保护他们，避免让他们不幸福，才剥夺了他们成年后的幸福感呢?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精神病医生保罗•波恩说，答案可能是肯定的。在临床实践中，波恩发现很多父母会尽一切可能避免孩子体验到哪怕一丁点的不适、焦虑或者失望。当孩子长大，面对正常的挫折，就以为事情严重出错了。他说：当学步儿在公园里被石头绊到，刚刚倒地，还没来得及哭呢，一些父母就会飞扑过来，抱起孩子，开始安慰。这事实上剥夺了孩子的安全感——不仅在游乐场，而且在生活中。如果你不让孩子体验那刹那间的困惑，给她一点时间，让她明白发生了什么(“噢，我跌倒了”)，让她先把握跌倒的挫折感，并且试图自己爬起来，她就不会知道难受是什么感觉，以后在生活中遇到麻烦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些孩子上大学时，会因为最小的麻烦发短信给父母求救，而不会自己找办法解决问题。假如，当孩子被石头绊倒，父母允许她自己恢复一秒钟，再去安抚她的话，孩子就学习到：“刚才有一秒钟挺吓人的，但我现在没事儿了。如果有不快的事情发生，我能自己摆平。”波恩说，多数情况下，孩子会自己应付得很好，但很多父母永远弄不懂这一点，因为他们忙于在孩子不需要保护时过早伸出援手。
这让我回忆起自己当儿子在沙坑里摔倒时一个箭步冲上前。回忆起儿子四岁时，我一个朋友死于癌症，我当时第一想法是：不能告诉他。毕竟他都不知道她病了(有次他注意到她戴着顶头巾，问我她是不是正统派犹太教徒，我胆怯地说“不是，她就是喜欢头巾”。)我知道他可能会注意到我们不再去探望她了，但我读过的所有育儿书都说，得知亲友的死讯对于孩子来说太可怕了，所以，在不说谎的情况下(我们这些明理的、体贴的家长可不能对孩子撒谎啊)，我只好给这个不幸的消息裹上一层保护衣，同时知道这层保护衣挡不住儿子那折磨人的“为什么”。
最终，我把真相告诉了儿子。他问了很多问题，但并未因为震惊而昏倒。总之，用波恩的话说，我对儿子的信任让他更加信任我，并最终更有安全感。通过告知他这件事，我传达了一个信息：我相信他可以忍受悲伤和焦虑，而我会在一旁帮助他渡过难关。如果不告诉他，则传达了另外一种信息：我觉得他处理不了难受。而这正是很多成人每天以隐含的方式向孩子传达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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