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转正的“年薪”365斤苞谷代课老师

      几块石头垒起来的灶上，熏得乌黑的铝锅已经“扑扑”作响了，李兹喜还没洗菜。他舀了小半盆水，蹲下来把菜放进盆里，隔壁教室里，汉语都说不太好的布依族孩子们已经开始用口音浓重的普通话，一个赛一个地大声朗读起各自的课文。

      他站起身来擦擦手，回身到里屋拿了课本，空着肚子踏入了教室。坐在教室最里边的儿子李准看见父亲准备上课，顿时显得垂头丧气。他也饿着肚子。贵州省罗甸县是国家级贫困县，班仁乡金祥村是全县最贫穷最边远的村子。这里2006年才通了公路通上电，村民们以种苞谷和油桐为生。

      在金祥村油落小学，13年来，李兹喜只身承担了校长、教师和勤杂工等多种角色，由于他的坚守，金祥村100多名适龄儿童无一辍学，而在前11年中，李兹喜得到的报酬仅仅是每年365斤苞谷。按照当地市价，这份“年薪”不到300元。

“说到底还是自己基础不好”

      从罗甸县城到金祥村，有两种走法：一是坐车，在山路上颠簸3个半小时；二是走水路，乘1个多小时快艇顺蒙江河到油落山脚下，再爬两个小时山。油落小学不过是一栋紧挨着山坡立在半山腰的低矮土房。3间屋子，1间是村委会，中间是教室，最小的一间，被李兹喜用来当了厨房和卧室。 教室里12套课桌椅已经破旧不堪，窗玻璃早就没了，土坯地面坑坑洼洼的。“黑板”是在墙面上用黑漆刷出的一块长方形，有三分之一已经随着墙面的老化而剥落。

      20个学生，11个一年级，9个二年级，坐在同一间教室上课。每节课50分钟，都被李兹喜分成两半。头半节，教一年级新课，二年级的在一旁做练习；后半节又反过来。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李兹喜说。 以前，油落小学有4个年级，他常常忙得顾此失彼。给四年级讲课时，三年级的孩子盯着黑板发愣；上二年级的课时，一年级的学生读书声越来越大。有时候下课了，他才发现一年级的孩子已经站在拼音图前不停地念了1个小时。

      2006年后，三年级以上的学生都必须学英语，这超出了李兹喜的能力范围，孩子们只好转学到班仁乡中心校去。一下子撤了两个年级，李兹喜对此很怅然：“要是我当初把英语学好就好了。”但他同时又欣慰：“我教四年级有时候都有些吃力，一些生词我也解释不通。他们转到中心校肯定比在油落好。”“说到底还是自己基础不太好。”这位憨厚寡言的教师总结道。 在课堂上，李兹喜坚持讲普通话，虽然他自己也分不太清楚平翘舌和前后鼻音。

“年薪”365斤苞谷

      1995年，20岁的李兹喜初中刚毕业，在班仁乡算是学历较高的人了。乡教育辅导站站长找上门来，问他愿不愿意去教小娃娃。其时，油落小学已经空了两年，他的前任因为吃不了这儿的苦，“自己找出路”去了。李兹喜想，自己喜欢当老师，也得“找点儿活路”，便背起行李走进了油落山。当时双方商量着先教两个学期试试看，可他没想到，自己竟会在油落山扎下根来。

      可是，因为村民实在穷困，大多交不起学费，有的就连每学期几斤苞谷籽都交不出来，李兹喜几乎从来没有按时足额拿到过“工资”。 单身时尚且常常有“过不去的时候”，何况一年后，李兹喜和村里的姑娘陆小招结了婚，养家糊口的任务就更重了。婚后，陆小招搬到班仁乡，独自耕种李兹喜家里的两亩多地，而李兹喜则留在村里，吃住靠上了岳父岳母。每个周末，李兹喜步行一两个小时，才能与妻子相聚。

      上不能侍奉父母，下不能荫妻教子，李兹喜总觉得愧疚。每到寒暑假，他总是拼了命地帮妻子多干一些农活儿。即便这样，家里也时时困窘。 有一年陆小招生病，送进医院后，李兹喜一分钱也拿不出来，是父亲帮他付的2000元医药费。 李兹喜心酸地回忆，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自己只能拿着编织口袋到处去借。半夜里，5岁的'儿子李准常常饿醒，哭着说“爹，我要吃饭”。 “我只好把手指伸进他的嘴里，让他含着，拍着他的背，让他慢慢地睡去。”

       实在没有办法，李兹喜下了很久的决心，嗫嚅着开口向学生们“讨工资”。 那天下课后，李兹喜拿着装粮的口袋走回教室。“我对娃娃们说，老师今天开始就没苞谷吃了，按照惯例，要到学期结束的时候才收‘学费’，但是，因为上学期有10多个同学没有交，所以老师的粮食不够吃了。你们回家问问大人，谁家有余粮，先交点来让老师吃吧。”一口气说完这段话，李兹喜“觉得自己的脸很热。” 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李兹喜向学生们讨要自己的“工资”。

      “我走了，娃娃们肯定没书读了” “金祥油落两座山，吃水要到芭蕉弯。春来不听田鸡叫，秋天不闻斗应山……爬了一梁又一梁，哭声喊断爹和娘。”在金祥村，最苦的事，是缺水。 世居在此的布依人要么喝“望天水”，要么靠人扛马驮从芭蕉弯运水回来。李兹喜没有马，13年来，他几乎每天都以双肩背回50斤水。

      2003年，在广东打工的弟弟来了好几封信，说打工每月收入1500元，问他这样辛苦“到底图哪样”，劝他不要傻乎乎地再当这种“倒贴本”的老师了。 想了几天，李兹喜背着包向学生们道别，转身走上了回家的路。 教室里顿时乱成一团。村里大部分人都已经到坡上干活儿去了，只有三组组长陆友立还在家。他的女儿跑回家，哭着说李老师走了。 “我要是走了，自己会怎么样也不知道，但是娃娃们肯定没书读了。”他说。

代课教师难转“公办”

      尽管“一只脚踏在田里，一只脚踏在教室里”，一眼看去，李兹喜还是与其他的农民不同。他语速平缓，几乎从不高声谈笑，衣着虽旧，却总是干干净净。 这个平时十分沉默内向的老师在孩子们眼里有独特的魅力。村小组长陆友立说，李老师脾气好，对学生好，“框得住学生”。 李兹喜一直不能确定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当他听说教育部要逐步取消清退“代课教师”时，他没把这件事和自己联系起来。 “我以为我是‘黑户’，连‘代课教师’都算不上。”

      从2005年开始，陆续有媒体开始报道李兹喜一人撑起一所学校的感人事迹。“苞谷老师”的故事开始流传。 2005年，李兹喜被评为贵州省黔南州优秀青年志愿者；2006年被评为“贵州省十大杰出青年”。今年5月，他到北京接受了第十二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青年标兵”称号。 8月，他又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与荣誉一同到来的是外界的资助。2006年年底，通村公路全线贯通，从2007年9月起,罗甸县财政每月向李兹喜发放600元生活补助。

      10月16日，由香港慈恩基金会捐资修建的油落小学新教学楼举行了竣工典礼。再过几个星期，李兹喜和他的孩子们就要搬进宽敞、明亮的新教室。但他的身份，仍然只能是个代课教师。由于学历太低，李兹喜很难考取教师资格证，而这是如今转为公办教师的一道不可不跨越的门槛。而且，罗甸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几乎不可能给仅有20名学生的村小学一个公办教师编制。 但李兹喜很平静：“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只知道好好教书，并没有期望自己的做法能为将来的生活改善什么。”

      “我当初选择代课是生活逼迫，今天我决定办学，凭的是良心和责任，每天孩子们眼巴巴地看着我，左一声右一声地叫‘老师’时，我不在意人家讲什么。无论如何，山里的孩子们需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