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冯友兰人生两次重大选择
本文是王仁宇先生撰写的关于冯友兰先生人生中的两次重大选择，小编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位文学大师究竟经历了人生中的哪些重大事件。
人生道路虽然漫长，但关键处就那么几步，青年时期尤其重要。平常人这样，哲学家亦如此。青年时期，冯友兰有过两次重大的人生选择：一次在留学期间研究方向的选择，从学习西方哲学到进行中西哲学比较，确定了终生研究方向，为后来研究中国哲学，会通中西哲学、建立哲学体系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次是留学归国后工作单位的选择，从中州大学到清华大学，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在研究学术和管理大学方面做出巨大贡献。本文就此做简单回顾，为当今青年学子选择学业提供借鉴和启发。
冯友兰留学期间研究方向的选择
1919年，冯友兰考取公费出国留学学习哲学的资格。因弟弟景兰此前已经到美国念书，他母亲建议他们弟兄在一起，他于是就选择去美国留学。在去美国之前，为选择学校一事他征求老师胡适的意见。胡适说，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系都是有名的，但是哈佛的哲学是旧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是新的。他本人就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学的新哲学。听取了胡适的建议，冯友兰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他是抱着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的目的去留学的。当初报考北京大学就是为了学习西方哲学。在北京大学虽然没有接触到西方哲学，但在毕业前的一年，他从胡适那里窥探到西方文化和西方治学方法，觉得那是不同于中国文化的一片新天地，更加激发他学习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强烈愿望。留学美国前，冯友兰在《留别同社诸君》中写道：“我便要泛舟太平洋，适彼岸、共和邦，也是想贩些食物，救这饥荒。”意思是学习西方新思想和新方法，以救国民精神上的饥荒。
到哥伦比亚大学后，冯友兰接触到了西方哲学，如饥似渴地研读西方哲学经典著作。从《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可以看到，冯友兰有条件接触和阅读从古代柏拉图到现代柏格森、杜威等哲学家的主要著作。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当时享有盛名，是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的大本营，著名哲学家杜威、蒙太古和伍德布利奇等人都在那里执教。冯友兰的指导教师就是著名哲学家的杜威。所有这些，都为冯友兰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提供十分优越的条件。
可以说，冯友兰到了哥伦比亚大学这座西方哲学的宝山。但他并没有按原来目标主修西方哲学，反而在了解西方哲学的基础上从事中国哲学研究和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研究。这虽然违背了他出国留学的初衷，但也是审时度势的选择。因为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不久，冯友兰发现自己在主修西方哲学方面根本没有基础，可以说是“一穷二白”。所谓“穷”，是因为他外文底子太薄。冯友兰迟至十五岁才开始学习英文ABC，此后也一直把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学问上面，而不是在学习外语上面，致使他刚到哥伦比亚大学时，其英文在讲、听、写和阅读四方面均显得力不从心。这四方面中，最差的是讲。冯友兰有口吃的毛病，讲母语汉语还不够流利，英语的表达能力自然更差。在选择课程时，便因英语讲得不好而让指导学生选课的教授难以决断。冯友兰在1920年1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往哥大图书馆见Coss教授，商议选课事，渠见我英语不甚流利，即略为迟疑，后又打电话问Dean Woodbridge，始将所选毕业院之功课批准……”从Coss教授为是否批准冯友兰选课必须请示文学院院长一事来看，冯友兰的口语不是“不甚流利”，而是“甚不流利”。他的英语听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应在伯仲之间。他上了几个月的课之后，连考试的宣布也未能听明白。他在1920年3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近几日来心神不宁，有时大乱，皆为决定考不考而起。自礼拜一心理学课宣布于今日考试，即往见Prof.Coss，据(说)哲学门中得学位时有考试，各单课无考试，遂决不考心理学，而心中定矣。及礼拜六哲学史课又有宣布，当时未听清，心中又乱。今日下午见Dr.Edmau问之，言系下礼拜考试，吾果考不考乎?心中又大乱，至晚八点钟决定不考，乃定。”那么，冯友兰平时课堂能听懂几成，也就不言而喻了。英文写作对任何外国人来说，都是一大难关。冯友兰的英文写作一直到40年代都未能真正过关。他英文名著《A Short Historyof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简史》)是布德做了大量润色修改之后才出版的。冯友兰在该书序言中说：“余著此书，于史料选材，亦既勉竭绵薄矣，复得借重布德博士(Derk Bodde)之文才，何幸如之。西方读者，倘觉此书易晓、娓娓可读，博士与有力焉;选材编排，博士亦每有建议。”这已经是40年代的事情。这也说明冯友兰在40年代后期即使用英文撰写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著作，其写作水平还不能完全自立。那么，冯友兰在1920年代初期的英文写作能力远逊于多学了20年英文之后，是不证自明的事情。他的英文阅读能力，按理说应该比听、讲和写作能力都强。但不幸的是，西方的哲学著作，即使对绝大多数英文十分好的英美人来说，也不啻是深奥难懂的“天书”。冯友兰若要主修西方哲学，对这些深奥难懂的“天书”，便不仅要读得懂，而且要读得快。这种要求对冯友兰来讲几乎是可望不可即的。还有一点十分重要的是，西方哲学源自古希腊罗马，要想在西方哲学研究方面有造诣、有建树，必须研究古希腊罗马哲学，需要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西方所有有建树的哲学家都深懂希腊罗马哲学，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这对于冯友兰来讲更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所谓“白”，是冯友兰在西方哲学方面没有训练。冯友兰在到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之前，“并没有真正接触到西方哲学。西方大哲学家的原著一本也没有见到”(《三松堂自序》)，也没有听过这方面的课程。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西方哲学，可以说是从零开始。哲学是时代的精华和文化的核心，只有了解相应的时代、涵养在相应的文化之中，才能真正体认那种哲学。面对着生活在西方、以英文为母语，长期浸淫在西方文化中的美国同学，冯友兰便不能不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困扰着冯友兰的问题，还不是如何与别人一争高低，而是如何完成学业、顺利毕业。只是为了是否参加其中考试一事，就让冯友兰连续几天心神不定、方寸大乱。他1920年3月19日的日记说：“今日本为哲学史考试之期，以前决定不考，故未去。晚心又觉其不对而反悔，而大乱，看书不成。”若要主修西方哲学，冯友兰必须参加考试。可要是真参加考试，又怕凶多吉少甚至一败涂地。在严峻的现实面前，理想不能不做出让步。冯友兰终于决定不参加所有学科的考试，而旁听或只修有学分没有具体成绩的P/N(通过/不通过)的课程。台湾研究冯友兰专家殷鼎说，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档案室查阅冯友兰的成绩单，“大多数课程没有评分，只是‘通过’罢了。有些课程，他只是旁听，以免除作业之烦”和考试之难。(殷鼎：《冯友兰》，台湾东大出版公司，1990年版)当时哥伦比亚大学有这样的规定：哲学系的研究生要取得学位，必须先通过学位考试，而平时修课，并非一定随堂考试不可。冯友兰把考试押后到毕业，虽可暂解燃眉之急，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一穷二白”的处境。只要冯友兰继续主修西方哲学，可以预见在数年之后，他的英文水平和西方哲学学养，还是无法望其美国同学之项背。与其在数年后算总账时仍不免折戟沉沙，还不如当下更弦易辙、另谋发展。如果把自己主攻专业，由西方哲学改为中国哲学，或拿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冯友兰立刻就能从绝对劣势的困局中突围出来。他的英文水平虽然仍居于人下，但他二十年的中国学术方面的修养，不要说他的美国同学望尘莫及，就连美国教授也要退避三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