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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对文学现状的忧虑
论文摘要：本文作为对新世纪的文学现象的“初探”，也许只可能起点抛砖引玉之效。对于当韵的文学现状，笔者充满了深深的忧虑。可以说新时期的文学建设任重道远，希望每一个关心和热爱文学的人们能为此贡献心力。
论文关键词：文学现象；小说；诗歌；文学批评
当很多人还沉浸于昨日的繁华旧梦，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又走到了尽头。文学．依旧走马观花似的在市场与文化的缝隙里徘徊不前。如果说八十年代是时代造就了作家，所以人才济济；九十年代是作家利用了时代．因而混淆视听。那么现在的十年已经不足以出现一个有影响的作家了。自从先锋文学被市场淘汰以后作家们几乎在意识形态与市场之间彻底迷失，文学奖，读者，名利，实验，政治……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大部分理论都进人中国以后。作家们竟然对一个最原始的文学命题还不能取舍！连理论家们都跟着不厌其烦的追问：何谓文学本身？可见文学的现状堪优。
一、令人失蔓的八零后小说创作
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提到八零后，他们在第一个十年里疯狂地生长着。八零后在市场上的巨大成功像任何一个成功的文学商品一样，我们还不能有足够的自信发掘它的文学潜在力。正因为此，这些文化偶像们不仅受到前辈们家长式的批评，也遭到了来自娱乐名星的嫉恨。八零后作家中除了小说复制高手郭敬明和已经获得文学家长们认可的美女张悦然，就剩下一个赛车手韩寒比较可爱了。实际上他是一个超级文学票友，当然他一贯的思维方式和小说中所表现的思想观念已经是同龄作家中最出色的。韩寒的写作方式有点类似于身体写作，他不会编故事，长篇的制作还远不成熟，结构涣散，语言拖泥带水。甚至没有小说最基本的主题意识。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文学票友在这些方面有多大长进来满足和适应专业批评家的话语习惯。因为以学院派为主体的主流文学写作与批评方式早已被大多数文学写作和阅读者们抛弃。这是文学解放的结果，我们没有理由担忧这是文学衰弱的信号．实际上主流文学也从来没有强大过。
在写作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无组织无纪律应该是这些作家的“通病”。当孙甘露把小说弄得不像小说、于坚把诗歌弄得不像诗歌的时候他们绝对想象不到他们的儿子辈们会有一天将他们的实验晾在一边。中国文学没有沿着先锋文学家们开辟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而又从中学生课堂作文开始，这里面到底是市场在作怪还是我们的文学到现在还完全没有找到感觉？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病态。
奇怪的是文学家长们并不责怪八零后作品的艺术通病，他们紧紧抓住的是这群年轻人的思想问题。文学家长毕竟是家长，他们像所有家长一样最关心的是孩子学没学坏，而不是长得好不好看。文学家长一下打着了八零后的七寸，但用思想性去衡量这些作品他们显然还是宽容了些。无庸置疑，八零后作品并不比最好的中学生课堂作文高明多少！二十多岁，王蒙写出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并没打为右派，顾城写出了《一代人》，苏童写出了<一九三四年的逃亡》，而海子差不多已经自杀了。更不用说那些外国天才的名字了。
八零后是市场给中国人一次检验自己文学修养的机会，但结果却令我们深深失望。
二、诗歌的口水化和博客的眼球经济观
韩东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写《大雁塔》。于坚在九十年代写《饿死诗人》的时候口语诗竟然还被称为先锋诗歌，但经过下半身在“诗江湖”上的搅和，口语诗一夜之问遍地开花了。以至于人们连“口语诗”这个词都嫌它不够“口语”，“口水诗”的命名也就顺理成章了。
赵丽华的诗歌到底好不好，这个问题早已失去了意义。诗到底是什么？谁有权利判决诗歌的合法性？是不是只有所谓的“好诗”才有存在的理由？最重要的是文学的底线是什么？这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其实一直在困扰着我们……
诗言志和诗传情一直是中国诗歌的两个传统。前者形成了现实主义而后者凝聚为浪漫主义，这是利用西方诗学把中国诗歌庸俗化的结果。诗歌似乎必须是有意义的．最好是有积极的意义。如果它不够现实就一定要浪漫，好像没有第三种可能。所以那些所谓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出现的时候没少挨打击和报复。网络时代大不相同的地方在就在于它所蕴藏的无限可能性。
文学由写作的时代进入操作的时代。在写作的时代里文学有一个由作家、理论家和文化领导三足鼎立形成的霸权。而网络在一夜之间就破除了文学霸权的迷信，传统意义上的读者和作者的界限消失了。这个时候读者最有可能选择的就是易操作的写作方式。爱好诗歌的人们自然会不约而同的选择口水诗。网络文学在这种意义上实现了自由，在这个限度内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于是博客应运而生。似乎应该感谢木子美，会写字的人们从她那里得出启发：博客是可以出名的，而且写的好不好并不重要。这便是当前网络写作的一个突出特点：眼球消费。很显然，网络文学是操作出来的结果。它完全取消了文学写作的深度。这也是为什么网络上至今没有诞生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而总是出现木子美这样的怪才。
不过我们还是为口水诗感到一些惊喜，本来我们可以把赵丽华的诗歌写作看成是对下半身写作的一种自觉纠正。可惜在一片喧哗之后，就被文化操作家们扼杀在襁褓之中了，又一次给我们留下了遗憾。难道文学在操作的时代只有操作的命运吗？也许这些都是文学新生前的信号，我们还需要耐心。
三、文学批评的崛起
一直以来文学批评都被学院批评家所把持，批评话语过分专业化自不待言，无血无肉，无情无感。更重要的是话语权利的垄断导致文学批评成为批评家的自说白话；要不然就跟作家结成以金钱为目的的话语同盟。很显然这样的文学批评除了为批评家们凑足了评职称的资本再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不可否认市场拯救了中国经济，但并没有救活文化。但是仅仅就文学批评这几年所表现出来的起死回生和焕然一新的面貌来看，市场还是功不可没。
1．人民需要酷评家
市场带来了知识分子的分化，有些批评家开始寻找与文学体制进行对话的途径，由此所带来的文学冲击波是巨大的。并且产生了一种新型的文学批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酷评。酷评还来源于那些已经在体制外生存的批评家们，这些人因为与体制的关系更为轻松所以无论是写作方式还是批评尺度都更为自由。很显然我对这个词的定义没有包含道德学的感情色彩。
实际上不论是体制内和体制外的酷评家都大大改变了以往的批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使文学争鸣成为可能。这时候大众媒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酷评的时代就是大众的时代，尽管由于某些作家的无能和作品质量的低劣还不可能形成众声喧哗的局面，但是我们已经看到酷评在各种大众传媒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功能。但是专业的文学杂志还都是体制的附庸品。酷评家在这里没有容身之地。
真正使酷评发挥作用的是网络。网络最大限度地考验着体制文化的承受力，在很多时候二者形成了颇为紧张的关系。致使体制的代言人们不得不出来对话。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2006年的韩白之争，白烨作为一个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最后竟然用闭嘴的方式来维护个人的尊严，他无法想象的是，或许他表现出一种貌似君子的大度人格，但是体制批评家的尊严随着这次论争的结束而丧失殆尽。酷评在网络上越来越游刃有余，它不仅不断地突破文学体制的道德底线，更有意思的是使文学批评成了大众狂欢。文学在这种意义上回到了人民的手里。或许更为根本的是，人民需要酷评家。
网络狂欢的存在很多是非理性的，所以尽管酷评影响了读者和大众，但仍然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在这一方面体制的一些苦苦追求文学真实的批评家们做出了宝贵的尝试。
以批评贾平凹闻名的文学博士李建军在2004年联合另外九博士编出了一本《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对当红作家尤其是那些被捧为大师的作家提出尖锐的批评，可谓振聋发聩，这本书也代表了文学酷评的最高水平。同年出版的还有《五作家批判书》，同样是一本震撼人心之作。近几年有影响的酷评集还包括《十作家批判书》、《十诗人批判书》、《十美女作家批判书》等。这些批评尽管水平上参差不齐，有些难免有哗众取宠之嫌，但是总体上对中国文学的警醒作用是无论如何都不可抹杀的。
2．文化批评家的文学情结
文化研究是现代以来中国最重要的学术传统，这与五四那一代人的学术涵养有很大关系，鲁迅、林语堂、梁漱溟、辜鸿铭、钱钟书、梁实秋、费孝通、陈独秀……一个国将不国的时代竟然是一个大师云集的时代，而且他们使黑暗的天空熠熠升辉，而现在这样以无耻为光荣的时代，连良知和思考都会光明正大的无耻，何谈大师？亦何谈文学？
80年代的文化研究有回到五四传统的自觉，但是90年代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人们在争先恐后地制造一种去政治化时代的假象，文学理论家出于对文学的失望或者对学术热潮的追赶纷纷转入到文化研究中来。这些带着文学背景的文化批评家必然以文学为批评对象，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较为特殊的文化批评，当然我同样称之为酷评，只是文化批评家的文学情结和文学批评家又有着明显地不同。文化批评因为主要以大众文化为主要批评对象，以市场为假想敌，文学体制已经不再是他们的对手，所以很多时候这些批评家表现出来更为宏观的视野和深刻的思想。更为宝贵的是这些人把目光触及到更为根本的社会体制，使我们能够看出文学衰落的背后所隐匿的文化政治学的根由。朱大可先生的《流氓的盛筵》可以说这方面的集大成者。另外比较有影响的文化批评家还有张柠、张宏和张念等。
3．广告式批评与文学家的生财之道
现在我们再来冷静地分析一下广告式批评。首先一个问题作家有没有作广告的权利？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这样来理解广告式批评，严格来讲，它算不上真正的文学批评，因为就像我们知道电视广告是一种促销手段一样，广告式批评本来就是不可信的。所以我们不能情绪化地以真实为尺度来要求它。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广告式批评正是市场体制下文学家的生财之道，不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都应该是这个神圣的权利。特别是对那些文学编辑来说广告式批评的写作就是他们的本职工作，所以理应受到尊重。
当然它也应该遵守一个底线，广告式批评必须出现在它应该出现的地方，比如书的扉页或者允许做广告的大众媒体，而不能堂而皇之登上大雅之堂。而且从写作的体式和字数上都应该有一个底限，长篇大论或者集中讨论就有些无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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