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新理性精神及其文学
重建新理性精神及其文学
在旧理性被普遍抛弃而与之逆反的非理性主义及其文学呈繁荣景象之时，中国一批睿智而极富责任感使命感的文学理论家们看到其背后存在的深刻危机，进行积极的创造性的理论思考与建构。因为新时期文学虽然取得了不少的成就：拓宽了文艺的表现领域，丰富了创作手法，文学主体性得到了确立。但是，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破坏旧的哲学和伦理，摧毁一切崇高、理想、传统等元概念为代价的。非理性的本能，反文明的无意识、反统一性的差异和混乱，在某种程度上使中国文学陷入“荒寒”与“冷硬”（摩罗）的大漠。美学的回归最终又自动放逐，在价值多元的欢呼声中呈现出价值迷失的惶惑局面。创作主体自动放弃价值中心领地不断边缘化，创作愈来愈成为“私人事件”，所谓“灵魂的工程师”“生活的导师”成为久远年代的记忆。然而文艺的功用是在实实在在的发生作用，它影响着接受者干预着社会生活，这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中国文学之现状何以面对新的世纪？“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出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43]( P322)真正的文学“能教导人、引导人、鼓舞人”。[44]( P897)所以八十年代的中期以后，一种本着如此信念的文学理论家，提出新理性精神及其文学的主张。
概括说来，中国的新理性精神文学研究有以下几种思路：[45]
以钱中文为代表的整体建构思路：新理性包涵以下三种内涵，首先是现代性，现代性不是具体目标而是一种走向敞开的未竟事业，它是一种科学进步的理性精神和启蒙精神，是一种独立自主与进取精神；第二是人文精神，在传统人文精神视为明日黄花之时，论者认为有重塑人文精神的必要，它是人类安身立命的根据，文学应营造理想建立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第三是交往对话精神，确立一种宽容，对话、综合、创新，同时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的具有一定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
第二种思路是新意识形态思路，以许明为代表。这一派明确表明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价值观、方法论和社会观为新的意识形态核心的理性建构，有意识地吸取本国的传统文化和世界他国的优秀文化。精神上突出批判锋芒，更加重视人类的基本价值的认同和对真善美的追求。实践上要将任何作品纳入批评的视域，从而在目标上将人类导入健康积极的生活上来。
第三是以童庆炳、畅广元为代表的文学文化思路。童庆炳认为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深层内涵，应该揭示人的自下而上境遇和状况叩问人的生存意义，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情感以及人与自然的联系，憧憬人类的未来。这样将文学的审美意义和文化内涵统一起来。畅广元认为文化的核心是精神，而文学就根植于文化的精神之中。文学不仅要发现有利于人的文化智慧和文明因素，还要面对生活与之携手并进，从而文学在价值上要建立适应人的发展的社会文化。
最后一种思路是文艺生态学思路，以曾永成、鲁枢元为代表。他们从人与自然宇宙的和谐统一的起点出发，探讨文艺生态学的建构。人是宇宙中生命的最高形态，但是“宇宙的统一精神”是任何一个物种不能违背的。人由于历史上的高傲，偏离宇宙精神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灾难。因此人类必须从根本上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文艺作为人的生命活动，它的根本目的就是人本身。真正的艺术精神应是生态精神，生态文艺要求艺术家重建宏大叙事，再造深度模式，为人类的未来树立理想信念。
新理性已成为当代文艺理论的关键词，讨论的形势方兴未艾。它的提出是历史的必然，不仅仅是针对活跃于文坛的非理性主义，它还针对旧的理性主义。从哲学上讲，它是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辩证否定的结果，是在扬弃前理论的基础上更高程度的肯定，既不彻底抛弃，也不完全肯定，而是吸收二者的合理之处形成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理论特色。
新理性，从人学的角度来说就是呼唤“主体人”的回归和主体意识的新建构。马克思说，理论要说服人就要抓住根本，所谓根本就是人。因为非理性主义发展到极致的后现代主义，宣布人也死了作者也死了，剩下的是语言的在场。主体是人，人死了，主体也不存在，作为主体对象世界也就成了茫茫虚无，那么意义和价值便缺乏存在的前提。因为“意义是主体对客体的把握中不断生成的认识，价值则是在人对满足他需要的外界事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没有主体的需要就无所谓价值”。[46]( P355)后现代主义的利器在解构一切时，让世界变成了空场。这种虚无主义的黑洞，何以让现实的人面对未来？所以必须改变这种沉沦的局面，用新理性的灵旗来召回失去的主体。因为新理性，肯定理性的自我意识的价值。理性是我们自我理解的前提，自我理解又是自我存在的依据，理性可以意识到自身，只有意识到自身的存在，人的主体地位才能重新确立，才使得一切价值关系显露出存在的可能性。人在价值平台的选择中，才会找出安身立命的根据。当然新理性的主体，不是旧理性主义的抽象的主体，这种主体是不存在的。新理性的主体是实践的主体，是现实的作为感性活动的主体，它不存在于抽象的思辨当中。
主体回归是新理性建立的基本条件，更重要的是新的主体意识的确立。这种主体意识不止关心客观世界，还要关心人的生存境遇。以往的理性主义相信只有认识世界才能给人带来幸福，所以具有知识论和形而上学的特征，极端重视工具理性，重视科技给人带来的物质享受，重视历史必然性等等，在关注客体世界时忘记了自身。而非理性主义在反对旧理性主义强调人本之时，自己又陷入片面。二者各自以自己的片面性作为宰制逻辑，结果使人要么物化，要么本能化，都成了“单向度的人”。新理性精神就是要消除二者的片面性，使人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整体的人，成为一个真正占有自己本质的人。
新理性的主体意识，首先要有的是宽容意识。这种宽容意识就是要超越二元对立的旧模式，能够保持一种和协共存的态势。“理性应当终止其孤立的存在，应与完整的精神生活联系起来，只有这个时候，高层次的理性认识才有可能”。[47]( P70)“从某种意义上讲，对感性的意义的充分的发现与重视，这正是现代非理性思潮同古典理性主义决战后留下的一笔思想文化遗产，新理性精神要想真正取得实效，首先必须妥善地继续好它。”[48]( P2)理性应与非理性联系起来，消弥以往的灵肉分离，恢复人的真正存在，这才是完整的精神生活。因为人作为感性的存在，自然是人性的基础，人的自然需求在社会中是合理的。文艺作品是人性的延化，应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包括人的理性生存和非理性生存。人欲、情感、生活的偶然等等内容应然是新理性精神必须包容的，否则理性和必然的统治使人受到压抑。但是对非理性的宽容必须坚持新理性的操守，既不以理性来压制，也不听任非理性的泛滥，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是新理性的宽容意识中的一个理念。在处理文学理论方面，我们应坚持宽容意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固执一孔之见，妨碍文学理论的生长和发展。纵览历史，凡是文学繁荣的时代，无不是思想活跃，百家争鸣的时代。我们应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差异之间，认同、改造和吸收。钱中文认为文化传统是人类几千年积累起来的精神成果，它不仅属于过去，而且是通向未来、构成未来的过去，传统不是僵化的教条和模式，而是生生不息的河流，时时处在被创造的流变之中，参与现代化的文化建设。同时异质的西方文化虽然与我有绝然对立的成分，但是可以采用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取长补短，达到汲取与融合推陈出新的目标。而我们近二十年来对传统采取一味排斥，对西方一味吸收、并且依托西方理论否定传统理论的策略，“无形中却萎缩了本民族的主体创作性和理论思考能力”。[49]以致有论者惊呼中国文学理论“失语”，但“失语”论者又反对西方理论，强调“返家之路”，回到传统。这些都是缺乏新理性的宽容意识。当然宽容并不是不加选择而是凭借理性的思维，运用必要的价值标准，在不失原则的基础上进行衡量，准确地把握“度”。只有树立这种意识，才不会出现一家独言的冷寂或众声喧哗的吵闹场面，而是保持一种生机勃勃向上的活力的动人景色。
宽容的同时还要强调批判意识。宽容与批判是一对辩证范畴，二者的对立统一才会使得世界丰富多样又维持其正确的基本走向。新理性处处体现着人类自身特征的一种反思和超越能力。因为人的生命活动——实践在本性上是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性的活动。人来源于自然界而又要不断地超越自然界，在这种不断的批判性否定中得以实现自我生成，可以说批判性是人的生命存在的基本规定。伽达默尔说“理性就在于，不要盲目地把理性作为真的举止，而是要批判地对待理性，理性的行动总是一种启蒙的行动”。[50]( P62)理性意味着限制，既限制感性的盲目又限制自身的泛滥，这种限制就是批判。既然理性地位受损、受贬、堕落以及技术理性的漫天统治，导致理性深度和普遍性的丧失以及非理性主义的狂欢，那么新理性就是要重塑理性的声誉，回到理性的批判性上来，经常回视自身的界限并加以应有的束缚。但是新理性的批判意识不同于非理性主义对理性的全面否定，也不同于解构主义的解构一切。批判的目标不在于否定而在于建构。批判人的惰性思维，刷新陈旧的思维模式和人的生存状态使其保持一种欣欣向上的活力，不断向自由的解放的道路上前进。新时期以来许多非理性主义小说缺乏一种批判意识。新写实小说注重生活的原生态反映，作家以零度情感和冷漠态度去描绘现实，甚至专注于暴力和丑恶，既不认同也不反对，批判意识非常缺乏。这样一种创作态度表现了作家们的价值迷惑，但更表现了他们的精神的萎靡和惰怠。而所谓的描写城市生活的小说，热衷于表现城市新人类的生活图景，对那些迷恋于物质和感官享受的异化生活，采用拥抱的姿态，这表明作家已经失去了批判的力量。这些要么放逐自我，要么与堕落为伍的批判缺席的文艺，他们只有极其有限的价值。文学应给人以美的享受，同时应以强烈的批判意识将人带到一个自由的高处。文艺的批判精神应是一个作家以崇高的人类关怀为使命，去反映人的处境和社会的发展，使自己成为社会良知的代言人。
在确立批判意识时，同时有一个确立批判意识的前提，那就是相信人的未来。之所以要采用批判姿态，是因为有更美好的前程处在谋划之中。所以新理性精神应具有理想意识、未来意识。非理性主义散布世纪末情绪，人类没有希望，带来的结果是抓住现在、享受一切的非理性的狂欢，人成为蠕动的动物，世界成为一个荒诞的世界，终极关怀消失了。当终极关怀的灯火熄灭之后，我们往往在关键问题上手足无措，这就是新写实的采用零度叙述的原因。他们在事实世界里徘徊，找不到光明的路。然而我们在事实世界之外，还存在一个“应然”世界。因为“人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总是指向什么而被赋予目的性，形成其活动的意义及价值，改造自己的生存，实现自我，超越自我。”[51]( P9)人是一个未完物，它不会停留在已形成的质上，而总是对未来有所期待，渴望改变现有状态。按世界的本来面目生活，并不是属人的特性，人总是创造世界，而不是适应世界。人类的实践就是要将自己的理想转化为现实，这是人类实践的动因。人类的历史，也就是不断将理想转化为现实的历史。但理想不是幻想，不是宗教，它应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应与历史理性相联系，与历史的发展客观趋势相一致，否则理想就会成为空想，成为“恶理想”。历史理性“要求文学家、文艺理论家必须独具慧眼，把握历史前进的脉搏，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在把握历史规律的前提下，面向现实，不断调整自己对两种理性的情感、态度，推动历史进步。”[52]( P32)新历史主义否定历史的客观规律性，放弃对历史本身的追问，将历史变成想象，其实也就是放弃了理想。因为鉴往可以知来，当历史变成无序的乱麻，或者是偶然的开拓，那么未来就处在一片黑暗之中，宿命就会成为其解释一切的借口，理想不过是自我虚伪的假设。而寻根派的某些作家，看到现实的所谓科技文明的压力和人的异化，于是生出怀古之愁，崇拜原始、以古拯今，希望在田园牧歌中，人与人，人与自然变得无限美好、和谐。而有些先锋作家，漫步于朝圣之路，将理想放在天国，在天国里恢复人性。此二者虽具有某种荡涤心灵的作用，但是他们仅仅是作为一种诗性的存在，并不能产生实际效果。他们在历史转型期，看不到历史的进步一面，用小农式经济甚或宗教信仰挽救成为历史的传统美德，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浪漫主义者为此流下感伤的眼泪，是人们所不取的。”[6]( P83)恩格斯在《反社林论》中也批判这种道德怀古主义：“因此，我们驳斥一切，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道德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企图”，[53]( P90)“我们断定一切已往的道德信念归结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53]( P91)理想意识确信人的存在及其发展，从而清除反人性，反文化，反文明的堕落，激荡着一种自由的渴望，树立一种健康向上的人文精神。当然这种理想意识不是个人的理想而是人类的理想，因为人不是单个的存在而是作为人类群体的承担者，“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6]( P169)所以这种理想未来，应着眼于人类的前景。人类所面临的共同灾难，如生态危机，核阴影等等应是思想家艺术家们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和探索的主题。
总之，新理性探索还在继续。它的提出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理论憋闷的结果，而是对文艺现状沉潜思考的结果。它的价值不应停留于理论层面。它应回到实践中去，内化于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精神意识中去，从而变革文艺创作的局面，形成一种极富现代人文气息的态势，这才是最终目的。
结 语
非理性主义及其在文学上的反映，虽然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但我们并不能因其必然性就承认其存在的正确性。理性主义的僵化统治并不是非理性主义成立的理由。中国文学新时期以来由于其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情绪性反抗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导致其在吸收外国非理性主义时，缺乏必要的审慎和理性思维。尽管其有良好的出发点：建立起更加符合人性和审美规律的文学殿堂，结果却与其出发点相去甚远，走进了反传统、反文化、反理性的死胡同，演出了审美大逃亡的悲剧。而发展到后现代的今天，文学更缺乏呵护人性的念头和证明生活的耐心，使人感到不胜空虚无聊的寒意。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是向前的，我们相信非理性主义决不是文学的未来，新理性精神必将取而代之。这种建立在完整人性结构的新理性精神，它相信文学是人学，是关乎人的现实和未来，能给人带来全面发展和自由王国的诗意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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