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领域价值观倾斜的理论根源文学论文
文艺领域价值观的倾斜，从根本上讲是社会生活领域价值观倾斜的精神折射和形象反映。前者对后者的倾斜当然也有一定反作用，但归根结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是第一位的。我不准备从这个角度来探讨当前文艺中价值观的倾向问题，只想从文艺理论、文学观念对文艺创作、文艺接受影响的角度，说点个人粗浅的意见。
我认为，这些年来有些文艺理论的观念和观点，对文艺创作价值观中出现的问题是负有明显的责任的，也就是说，有些文艺观念对造成文艺价值观的混乱和倾斜，是起着实际上的推波助澜作用的。
这类文艺观念的表现形式，主要有如下几种：一是以历史虚无主义作为底色的“告别革命”论的文艺观;一种是排斥政治、淡化时代、讥讽壮烈、拒绝先进意识形态成分的“审美至上”论文艺观;一种是“去社会性、阶级性和道德性”，追求“本能化”、“生理化”、“肉身化”、“抽象化”的伪“人性论”文艺观;一种是鼓吹“多元”、“相对”、“消费”、“非理性”的“后现代”文艺观。这些观念，已经或变相地或堂而皇之地写进了一些文艺理论和现当代文学史的教科书。可以这样讲，本来是一些造成进步价值观念滑坡和颓势的东西，现如今在有些教材和著述中却已变成“常识”“新锐”或“正面”的法则了。它的直接表征就是，以感官取向代替高尚的精神取向，以本能性的诉求代替理性的情感诉求，以“扭曲”、“碎片”、“偶然”代替合理的“总体性”的判断，以所谓“全人类的立场”遮蔽甚至否定阶级的立场。这些情况的出现，对作家、艺术家和年轻学生文艺观念、审美观的消极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这些文艺观念的泛滥，不能不说是导致眼下文艺创作中价值观偏颇的一个内在原因。
前一段我在某报上看到一篇探讨“文学理想”的文章。该文谈的是什么呢?谈的是主张我们文学的理想应是“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张力的艺术展现”或“审美升华”;认为在这种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之间要“保持张力，甚至悖立”;认为所谓的“时代精神”“就在上述这个悖论”中。而这种“张力”的“升华”又只是“一个情感的‘移出’和‘移入’的问题”。为了说明问题，该文举例说：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冯小刚的电影《集结号》，比“单一歌颂的过分昂扬”的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波列沃依的《真正的人》、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等作品要“伟大”得多。这种“文学理想”的观念和观点的潜在价值倾向，就同那种把政治和艺术、战争和人道对立起来，宣扬“躲避崇高”、迷信“纯粹人性”的观念，是如出一辙、互为表里、没有什么区别的。试想，用这种文艺价值观来指导文艺创作，会不会让假“人文”关怀唯物史观的“历史理性”?会不会走到同“苏东剧变”前后的那些国家相似或相同的文艺创作路径上去?的确是不能不令人担忧的。如果我们说的再放大一点，那么，这种显在或潜在的“告别革命”式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是跟“后现代”的“解构”思潮、“泛文化”思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的表现特征，其一是对革命传统、革命观念和革命情感带有强烈的“消解”情绪。先前文艺中的“进步”、“纯洁”、“高雅”、“真挚”、“革命”等概念都被有意无意地瓦解掉了。它把不同的人生观还原为对各种不同信念理所当然的认同和约定，没有了是非，没有了真伪，没有了美丑，文艺被降格为庸常的言语表演;其二是它喜欢以“多元”的价值取向来对抗革命的和社会主义所蕴含的核心的与一体化的价值趋向。从一个视角看，它为当下各种哲学、美学观念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空间;从另一视角看，它又使哲学、美学的批评机制处于软弱和“异化”的状态。既然价值削平了，中心消弭了，一切信念和接受系统都有自己的合法性和存在理由，既然“多元”中“主导之元”被疏远、被丢弃、被背离，那么先进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也就势必被减弱，严肃的科学的文艺批评本身也就似乎显得多余了。
所以，我认为当前文艺价值观中的某些消极倾向，不能仅仅归责于时代，归责于作家艺术家，文艺理论观念的偏差对造成文艺创作价值观失误、审美境界下降是脱不开干系的。文艺理论体系和体制建构中无视其“寻真”和“导善”能力，把文艺理论变成奢谈形式因素的新“审美”教条，或使文艺理论中的价值逻辑受资本逻辑或市场逻辑的支配与操纵，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不能不加以注意的。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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