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中西施文学形象的演变的论文
1引言
西施在文艺作品出现之初，其容貌便成为美的代名词。从历史人物到文学形象;从宋元时期为主流的“妖妇”形象再到明代中的“巾帼英雄”及“红颜祸水”形象，对西施的容貌美的描写层出不穷，但对其人物文化内涵的看法却因时代语境、个人视域、审美标尺、文化认同等因素的影响而莫衷一是，因此在对西施形象的塑造上产生了不小的差异与缝隙。其流传演变是在一个相互延承且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实现的，因以上诸多因素的干扰经历着不断地改写与重塑。
2音乐与政治
自进入父系氏族以来，中国历朝历代便利用各种手段推行男尊女卑的观念，男性为女性制定和创造了各种行为规范，使这些观念和规范潜移默化于女性的身心。创立阴阳学说的《周易》便将刚柔、主从、强弱等观念与男女两性关系结合后推而广之，《周易·续卦》中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又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这样把男尊女卑与宇宙生成联系在一起，使男尊女卑的观念不仅得到确立更加找到了天然合法的理论依据。对中国文化影响至深的儒家将人伦关系归为“三纲五常”，孔子对女性也是轻视的，他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怒。”
对那些干扰君王言行的美妾更是深恶痛绝，认为“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渴，可以死败。”将女性定为影响贤人言行和国家顺利发展的障碍。继而《尚书》的“封用妇言”、《诗经》的“哲妇倾城”这些带着时代思想烙印的言语之中，无不透露出对妇女的蔑视、对男权的维护。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之下，女人的地位往往是忽略不计的，即使参与一些政治性事件，也只是作为物品、财富的一种，更无须等同于男子留其姓名。因此笔者认为《史记》、《国语》之类的可靠史料中对西施的忽略，极可能是不屑于提到西施这样一个被认为无关紧要的女性，可知男尊女卑的思想在春秋战国时己衍生并发展。
3结语
东汉后，西施的形象有了很大的改变，不再是以单纯的美女形象，而是与政治斗争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最初将政治与西施联系起来的是袁康《越绝书》和赵哗《吴越春秋》，两者都有从芝萝山挑选“卖薪之女西施”献之于吴王的`记载。尽管西施的结局迥异，但两书中对西、范与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故事以及把西施作为蛊惑吴王夫差的美人计主角形象的描写，却倍受历代文人关注，并成为西施题材的创作本事。
从《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两书来看，西施这一人物己经出现在政治的漩涡之中，并承担着政治斗争中“美人计”的主要角色。虽然两书中只是将西施作为越王勾践的计策之一轻描淡写，并没有对其人物形象深入的刻画，但从散文语录中“天下美人”到史传性书籍中的“美人计”主角，西施故事己然有了简单的故事情节。
如果说汉代是西施从历史人物逐渐塑造为文学形象的初期阶段，那么魏晋时期便是西施形象及其故事进入了酝酿、发酵、增饰的重要阶段。当时是志怪拾遗小说的滥筋时期，西施的故事无疑成为那个时期炙手可得的重要题材，但多数还是描写其美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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