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在贸易社会地位和族属研究中的某些应用论文
引言
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动物群分析((Faunal analy-si.}或动物考古学已经开始成为考古学领域中发展最迅速的分支学科之一。人们对动物考古学的兴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动物遗存是最常见的考古材料之一。动物考古学对于研究狩猎、采集以及早期食物生产社会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动物遗存已被用于研究上新世和早更新世人类的狩猎和食腐行为、狩猎技术的演化以及旧大陆和新大陆的动物化。然而，利用动物骨骼遗存对更复杂的社会进行研究的兴趣日渐增长，例如公元前四千纪的美索不达米亚或18世纪的北美。虽然研究旧石器或新石器时代早期社会的动物考古学家主要的兴趣在于重建生存行为和古代经济，但那些研究复杂社会的动物考古学家必须提出更广泛的问题。在许多情况卜，复杂社会的生业概况可以容易地通过非考古学的途径进行重建。
正如指出的:“乍看之卜，通过动物骨骼的研究重建史前时代晚期的动物经济似乎并不重要。它不像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驯}化和殖民那样激动人心，刺激着研究者记录定居社会动历史上某些新的‘第一次’，反而似乎看起来很枯燥。”我们无需仅仅是为了确定18世纪新泽西农民饲养家牛，或者青铜和铁器时代的黎凡特农民饲养绵羊和山羊，而进行精心设计的动物群分析。
本文着重考察三个地区，这些地区的动物遗存有助于复杂社会的研究。首先，对动物和动物产品在贸易和交换中的作用进行考察。其次，探讨动物遗存的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于重建社会不平等。最后，批判地考量动物遗存在辨认史前和历史时代早期的族群差异方面的作用。随后我聚焦于那些研究复杂社会的动物考古学家所使用的方法种类，以及这些方法是如何不同于对狩猎一采集遗址和简单农业遗址的动物遗存的研究方法。在最后的总结部分将讨论对复杂社会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分析的未来方向。
动物考古学与贸易
动物遗存可以以两种非常不同的方式用于研究贸易。首先，我们可以考察肉食和其他动物产品以何种方式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问进行交换。换句话说，不参与动物饲养和狩猎的个人是如何获得肉食的?以卜几类问题必须从动物考古学的角度予以回答:<1)肉食和其他动物产品是否由专门的生产者诸如游牧民或职业猎人定期供应?<2)我们是否可以辨认生产地点和消费地点，抑或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否处于同一地点?<3)哪类肉食(即哪些动物种属、年龄和部位的肉旬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可利用的?<4)肉食和其他动物产品是如何提供给消费者的(例如，肉食是在市场上售卖，还是个体通过某种集中管理系统提伪?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理解肉食和其他动物产品在复杂社会中生产、分配和消费的方式是至关重要的。第二组有关动物考古学资料的问题是，动物遗存是否能被用于研究远途贸易关系。我们能不能辨别那些必定是从遥远的地方获取或贸易所得的外来动物产品(例如内陆遗址中发现的海贝和海创?这些动物考古学资料能告诉我们哪些关于早期复杂社会中的贸易关系或远途获取(pmcurem ent expedition)的信息。
身体部位分布也可以为动物作为次生产品的专化应用提供证据，比如角。伦敦中世纪和后中世纪遗址的发掘发现了几乎全部由黄牛角心组成的堆积(屠宰遗痕。研究动物产品大规模交换的一个新的途径是分析屠宰痕迹。Peck (1986)调查了屠宰模式、牲体加工(carcass dressin乡，以及英国的一些罗马时代山庄遗址中的屠场。在小山庄遗址中他发现割痕和砍痕的位置和相对比例变化很大。认为屠夫似乎在牲体解剖方面的知识很有限。他认为在这些小山庄里，屠宰行为是临时即兴的，可能是为了当地消费。在较大的山庄遗址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屠宰模式，割痕和砍痕相对较为规律。特别是在H alstock山庄，可能是为了便于运输，黄牛的身体沿中轴线被纵向剖开。在较大的山庄遗址中发现的较规范的屠宰模式，反映了对动物解剖学有更好的了解。Peck<1986}2:190)认为屠宰可能是由半专业的屠户来进行。他认为大山庄遗址的屠宰活动很有组织，其目的是为了满足市场经济的需求。专业化屠宰的最好证据来自H alstock山庄遗址的晚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在英国罗马时代晚期，山庄开始代替城镇成为主要的分配中心。这一研究表明，对屠宰行为的研究可能为动物产品的专业化及其贸易提供有用的证据。
动物产品的远途贸易
虽然有时可能难以运用动物考古学证据对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问的动物交换进行研究，特别是在缺乏历史文献的J清况卜，但是动物考古学记录为动物和动物产品的长途贸易提供了广泛的证据。关于贸易的最显著的证据是一种动物出现于它的自然地理分布范围之外(
动物遗存和社会地位
高度发达的社会等级是复杂社会的特点之一。学界普遍认为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应该反映在获取食物资源的差别中。基于动物遗存所进行的社会地位研究试图把与不同家户相关联的不同的动物组合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其他指标联系起来。地位的其他指标可能包括历史文献、居住空问形态，以及其他类别的物质文化，例如陶瓷。在考古学研究中利用动物资料对社会地位进行研究，看来似乎代表了泰勒
在从动物遗存辨认地位差异的尝试中，一个需要强调的基本问题是要确定哪种动物资料最有可能反应社会经济地位。得到最广泛检验的指标包括:消费的肉食的质量差异，以及消费的物种的范围及其比例的差异。消费的肉食质量差异一般根据身体部位频率来衡量，如不同解剖学部位的比例差异。物种丰度的计算，诸如最小个体数和可鉴定标本数，则被用于评估物种比例的差异。
在分层社会中，只有上层社会成员有权享用某些食物或其他动物资源。例如，史料表明，在中世纪的英格兰，猎鹿是上层社会的特权(G rant 1988a: 178)。“国土被视为拥有森林中所有的鹿，但贵族从国土手中购买许可证来营建可以圈养鹿的公园、圈起来的林地和草地区域”
动物分析与族群差异
族群的考古学差异是当今考古学面临的最复杂的问题。Schuyler< 1980: vi>7曾注意到，“定义族群，以及在考古学记录中辨识族群，是两个最关键的问题。”在多元化社会中，族群的定义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包括传统的保持与历时性的身份认同(
在特定的个案中，屠宰模式可能是特别有用的族群辨识标志。诸如物种比例和宰杀年龄结构之类的动物群变量反映了过去的人类利用环境的'方式。屠宰行为并不与生存活动直接相关联。它们可能反映了文化上的具体技术，例如用切肉刀而不是小刀把肉从动物体上刮掉厂 这些例子强调了动物考古学家试图利用动物遗存去研究族群差异时面对的一些问题。当我们发现动物在它的天然分布范围之外出现时，对于某些形式的贸易或直接的远途获取，我们就有了清楚的证据。遗憾的是，关于族群差异，在动物考古学方面并没有清楚的指标。当我们在物种比率和宰杀年龄结构方面看到变化时，我们没办法知道这些变化是否出自族群差异。屠宰模式可能是族群差异更可靠的指标，但是在纯粹的史前情境中，屠宰行为的变化可能也很难予以解释。从切肉刀到斧子、小刀或锯的变化或许也只能被看作技术的革新而非与族群相关的屠宰行为的变化。
方法论的思考
动物考古学对于贸易、社会地位和族群的研究，最初建立在出现的物种范围及其相对重要性、宰杀年龄结构、身体部位分布和屠宰痕迹的基础上。然而，这些动物考古学变量显然并不能不偏不倚地反映过去的人与动物关系。许多人类行为和非人类作用可以在从动物死亡到其被发现和被动物考古学家辨认的过程中起到干涉作用。
未来的方向
最后必须考虑的问题是动物分析在考古学解释中的角色，特别是在复杂社会的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注意到动物分析不再屈居遗址报告的附录了，这很让人欢欣鼓舞。本文回顾的文章中，极少有以“动物骨骼”或“动物遗存”为题目的。如果希望动物遗存对复杂社会的研究作出更有意义的贡献，它们就有必要被进一步地看作可以提供有关贸易、社会地位、族属以及食物和生存信息的物质遗存。不能孤立地分析和解释动物资料。M cG ovem曾经指出:“表现同一图景的多条不同证据显然比任何单一的资料来源更有力。我们所有的考古学资料来源一一器物的，建筑的，位置的，文献的，以及动物考古学的资料来源—都难以避免取样和测量错误的严重问题。但是它们都同样显示了阐明在一个独立生存系统中必然使用人工器物、房屋、动物以及土地的古代经济的潜力。”
如果我们想要以考古学的方式而非动物学的方式处理动物遗存，我们需要考虑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我们如何把可能使动物考古学记录发生偏差的因素降到最低或予以弥补?第二，动物遗存之外的其他类型的证据能够对贸易、地位和族群的问题产生什么影响? 让我们从动物记录的偏差问题开始。在我们能够充分理解埋藏学因素(如食肉动物啃A}影响动物遗存的方式之前，显然需要更多的实验和民族考古学研究。
历史文献资源
对于复杂社会中动物利用的研究来说，历史文献可以作为一项很有价值的证据来源。虽然历史文献的数量、质量、可用性和范围在世界各地和不同时期各不相同，但是诸如中世纪欧洲(对青铜时代晚期克里特羊毛工业的重建，提供了一个利用史料研究动物产品贸易的例子。K illen考察了一大批克诺索斯的B类线形文字碑版。他把这些文本解释为阉羊群或者阉羊和母羊混合群的记录，由生产羊毛的宫殿进行分配和保管(
K illen的模型可以很容易地用动物考古资料予以检验。当饲养绵羊用于生产羊毛时，“重点转移到成年动物。羔羊生产受到限制，代之以羊群的需求;不用于育种的公羊被阉害」，作为阉羊群体养育。由于老年羊群产出的羊毛质量卜降，成年羊能在更年轻的时候就被杀掉”(Payee 1973:281)。因此，如果绵羊的饲养是为了羊毛生产，我们就可以在动物考古学记录中见到高比例的成年公羊。结论 动物群分析可以作为研究复杂社会经济基础的一个有用的方法。除了为饮食和生存活动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之外，动物骨骼还可以用于重建过去的交换系统，以及辨识社会地位和族属。如果我们想利用动物研究贸易、地位和族属，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分析建立在大量精心收集且出自合适的考古学遗迹单位的动物遗存之上。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首先是考古学家，其次才是动物考古学家。我们应当少花一些时问在担心最小个体数、可鉴定标本数以及其他计算生物分类单元丰度的方式的优劣上，而应把更多的时问放在考虑我们怎样能把动物资料与其他考古学和历史学证据整合起来。不能孤立地研究来自复杂社会的动物资料。只有通过动物群资料和其他证据的结合，我们才能开始理解复杂社会的经济基础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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