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是我国两部重要的史志目录。本文主要从数量、诸子排序、文献单位、目录内容四个方面比较“诸子略”和“子部”。
关键词：《汉书・艺文志》 《隋书・经籍志》 目录 比较
一、引言
“目录”一词最早源于《汉书・艺文志》：“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序洪烈。”目录书的出现大致也可以追溯到刘向典校图书时撰写的《别录》以及其子刘歆的《七略》。无论是“条其篇目”还是“撮其指意”，目录书对于当时乃至后世文化事业的发展和传承都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章学诚曾把目录学的最高要求归纳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无疑是对目录学的最高评价。而目录学的发展除了《七略》和《别录》这两个久已失传的巨著外，还有东汉班固在《七略》基础上编纂的《汉书・艺文志》、唐代魏征等人编纂的《隋书・经籍志》、清朝纪昀等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等。这些目录书的编写和流传给目录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它们是前人智慧的结晶，是我们了解古代文化与历史发展的重要门户。在目录学史上分类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先后经历了“六分法”到“四分法”(其中也出现过祖的“五分法”，阮孝绪、许善心、郑寅的“七分法”，李淑的“八分法”，王俭的“九分法”，孙星衍的“十分法”，郑樵的“十二分”法)的演变，在其中的分合变化中，除了史书逐渐脱离春秋的附庸从经部独立出来，其次就是数术、方技、诸子之间的分合调整。它们之间无论是外延还是内部的发展都具有比较高的研究价值，特别是历史上的“百家争鸣”之后，诸子思想的发展给中国古代文化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诸子百家思想作为古代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它们的发展变化当然也就更为必要了。
下面就“诸子”方面对《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和 《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进行比较。
二、从数量上看
《汉志》中的“诸子略”分为：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十个方面。《隋志》中的“子部”，较《汉志》多出了“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等几个方面。而比《汉志》的“诸子十家”少了“阴阳家”一类。其中的“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属于数术方技类。《隋志》中将其附于子部，说明这一方面的书籍发展缓慢，较其他部类的社会关注度小，不足以单独分为一类，所以附在子部之后。另外，“阴阳家”从《隋志》的子部中消失。阴阳的概念最早见于《易经》，“阴阳家”主要流行于战国末期到汉初，汉初时“阴阳家”还存在。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阴阳家”的思想内容逐渐融入到儒家思想体系中，且部分内容为原始道教所吸收，作为独立学派的“阴阳家”便消失了，所以在《隋志》中看不到它的存在。
三、从诸子的排序上看
排序上虽然未有变化，但是可以看出儒道依然居于首要地位，这与儒家一直以来倡导的“仁”的思想体系和封建统治阶级尊儒的思想有着密切关系。佛教传入中国较晚，发展的速度还不足以撼动本土道教的地位，道教依然是封建社会的主要宗教信仰。居于诸子最后的小说家，历来被认为是“九流十家”，可以看出它依然不受古代文人学士的重视，这也说明了古代的学术发展还不均衡，存在着所谓“正统”与“非正统”之间的矛盾。
四、从文献的单位上看
主要表现在《汉志》与《隋志》书目篇、卷的不同。《汉志》中的书目以“篇”为单位，例如：儒家中的“晏子八篇”、道家中的“伊尹五十一篇”等。《隋志》中的书目以“卷”为单位，例如：儒家的“公孙尼子七卷”“孙卿子十二卷”等。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不同，是因为古时大多用竹简刻书，一竹板刻完为一篇，后来缣帛盛行，缣帛成为新的文字图书承载方式，所以就易篇为卷，篇卷大体相当，故一篇为一卷。也有因为一篇字数过多，不能为一卷所容，所以又有一篇为数卷的。文字载体的发展带来文献单位的变化，《汉志》与《隋志》的篇卷变化即是这种发展的反映。
五、从目录的内容上看
1.《汉志》中书目之下大多有撰人、时代、字号、简略事迹。例如：“晏子八篇 名婴，谥平仲，相齐景公。孙子称善与人交，有列传。”“子思二十三篇 名，孔子孙，为鲁缪公孙。”“世子二十一篇 名硕，陈人也。七十子之弟子。”《隋志》中只有撰人及时代。例如：“晏子春秋七卷。齐大夫晏婴撰。”“子思子七卷 鲁缪公师孔撰。”“贾子十卷录一卷。汉梁太傅贾谊撰。”而其中较明显的区别当属《汉志》中一些书目下注“有列传”三个字，如上面例子中的“晏子八篇”就是这种形式。这在诸子中的分布是：儒家四个、道家一个、纵横家两个、法家一个。由此就将目录书与史书联系到一起，可以在翻阅目录书的同时，通过史书查找到相应人的事迹，推论生平，便于学者研究与查阅资料，充分体现目录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即使这样，这种方式也只存在于《汉志》的少数书目中，对于其他书目，作者没有提及或者资料不详抑或史传没有记载，这也可以说是两部书共同存在的缺点吧。
2.在书的存亡情况上，《汉志》在著录时做得较为详细，在每一部书目后都标有“存”“亡”“疑”“残”。例如《孟子》十一篇(存)、《魏文侯》六篇(亡)、《五子胥》八篇(疑)。这对于考证书籍的存佚情况以及辨别伪书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而《隋志》也有自己独特的著录方式，例如：《老子道德经》二卷，刘仲融注;梁有《老子道德经》两卷，巨生解;《老子道德经》二卷，晋西中郎将袁真注;《老子道德经》二卷，张凭注;《老子道德经》二卷，释惠林注;《老子道德经》二卷，释惠严注。亡。它也注明了书籍的亡佚情况，并且对书目的演变状况作了详细的介绍，我们可以由此考证这本书后续的发展状况，但是这种情况在《隋志》中并不是普遍现象，大部分书籍没有明确表明书籍的存亡状态。可能一些书籍实不可考，收录进来只是为了充实书籍的数量，也排除不了著书人个人的疏忽或是一些个人意见参与而未详细考证著录，这都给后代的图书编纂及考证工作带来负面作用。另外在《汉志》书目的存佚情况上，还发现，除了儒家(三个)、道家(三个)、法家(一个)、名家(三个)、杂家(两个)之外，其余四家书籍没有“存”的情况，书籍的亡佚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显然与历史上的“焚书坑儒”、楚汉争霸的焚书事件是分不开的。同时也与各家自身的传播和受社会重视的程度有一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