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探 普列汉诺夫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论文

时间:2020-12-10 15:40:28 地理毕业论文 我要投稿

再探 普列汉诺夫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论文

  长期以来,普列汉诺夫被界定为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但严格地说,普列汉诺夫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而是社会存在决定论(在斯大林那里主要表现为生产方式决定论)的坚定捍卫人。普列汉诺夫关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一些观点在主观和客观上都是为了维护、补充和完善社会存在决定论而提出来的,而决不是要否定和推翻它。因此,用真正历史辩证法的观点来看,普列汉诺夫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充满着辩证与非辩证的矛盾色彩。

再探 普列汉诺夫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论文

  在地理环境的问题上,普歹汉诺夫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地理环境的属性和特点决定生产力的发展,并通过生产力决定整个社会的发展 普列汉诺夫明确指出:“生产力发展本身是为环绕着人的地理环境的属性决定的。这样,自然本身给了人以使它自己服从于人的手段。在普列汉诺夫看来,作为人类发展水平标志的生产力不是由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它首先是由一定的地理环境条件决定的。不管人类“理性”的发展达到何等的程度,也不管人类改造和支配自然的能力有多强,他都不能超越自然界所允许的范围。“为着人能够利用自己‘理性’己经达到的成功来改进自己的人为的器启‘即为着扩大自己对自然的权力,他便应该处于一定的地理环境中,这个地理环境要能够给他:(一)为改进所必需的材料;(二)改进了的工具的加工的对象”。这就是说,人类劳动所赖以进行的自然界不仅规定了生产资料的性质,而且规定了生产力发展的或大或小的限度。在没有金属的地方,人无论如何也制造不出金属工具;在干旱的沙漠,人们不可能在自然条件下种出水稻;在不可再生能源消耗殆尽后,人们也不可能照旧延续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

  但是,地理环境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不是直接的。一旦产生了一定社会关系,它们的往后发展就按自己本身的内部规律进行,这些规律的作用加速或阻滞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制约着人类的历史运动。人对地理环境的依赖从直接的双向建构和不断的变动和发展之中。

  但是,严格地说,在主观和客观上普列汉诺夫都不是真正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者,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决定论者。他提出“地理环境的性质,决定着人的生产活动、生产资料的性质” “地理环境的性质,决定着受人们支配的生产力的状况” “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等观点,甚至提出“自然环境的性质决定社会环境的性质”,整个社会联合的制度归根结底也“是由地理环境的属性决定的”的观点,其口的是为了反驳“意见支配世界”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也是为了用历史的辩证法来拯救、改造和发展以Ig世纪法国启蒙学者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把唯物主义从“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和“意见支配世界”的恶性循环中解脱出来,使唯物主义的原则能够贯彻于历史领域。正是出于此种口的,普列汉诺夫在大力论证生产力状况是全部社会发展的本质根源和根本决定力量的基础上,对于生产力形成的自然条件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从而得出了“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的观点。普列汉诺夫的这一观点后来被所采纳。在论述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时曾明确指出:“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的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而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

  因此,从逻辑上讲,在普列汉诺夫的全部历史观中,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贯彻始终的一条逻辑主线,而所有关于地理环境作用的论述都是围绕着这一逻辑主线而展开的,是对这一基本逻辑观点的延伸和深化。如果离开这种逻辑联系,把普列汉诺夫关于地理环境作用的观点抽象地提取出来,加以孤立化和绝对化,那就违背其思想的本意了。

  但是,由于囿于历史的条件,也由于普列汉诺夫对唯物主义观点的某种片而理解,在关于地理环境作用的观点上,他并没有把历史辩证法的观点贯彻到底。他批判“意见支配世界”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强调生产力和劳动活动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维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思想,其出发点和基本观点都是正确的。然而,为了批驳那种认为“智慧是历史进步的主要推动者”的观点,为了捍卫唯物主义的纯粹性,他在把历史进步的最终动因归结为“某种地理环境的特点”的同时,把理性、智慧对于历史进步的作用也给清除掉了。

  在制造劳动工具和思想智慧的关系上,二者孰先孰后或孰为原因孰为结果的问题历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如果谁要在这里企图区分出时间上的先后或寻求“第一原因”的话,那么必定是徒劳无功的。当类人猿开始制造出第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的时候,它的意识、智慧就像打击石块时所爆发出来的点滴火光一样,也同时得到了“锻造”。随着这种制造劳动工具和进行劳动活动的逐步稳定化、有序化及其能力的不断提高,刚刚从动物界脱离出来的原始人类的思想智慧也几乎同步得到了进化和发展。在这里,劳动活动与思想智慧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互为条件,互为因果,决然没有所谓固定不变的一方。

  既然二者之间是这样一种辩证互动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劳动活动和思想智慧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才构成“历史进步的主要推动者”。如果我们人为地把二者分离开来,断言只有其中某一方才是“历史进步的主要推动者”,那么就必然背离它们本原的辩证关系,落入形而上学的陷阱。普列汉诺夫为了论证唯物主义的彻底性,强行地将思想智慧从制造劳动工具的活动中剥离出来,然后断言理性的成功是类人猿实行手足分工并形成“现存的、完善的、人的双手”之后的“辽远的结果。只是在这之后,理性的成功才“反过来成为人为的器启、劳动工具的使用的最近的原因”,才使“其中的原因与结果经常地变换着。从普列汉诺夫的这些论证,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理性”是多么主观地为了保证他的唯物的纯粹性而不惜牺牲辩证法。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一种颇为流行的对于唯物主义的庸俗理解。根据这种理解,在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上,唯物主义在本原上必须确保物质的原初性、终极性亦即第一性。在历史领域,唯物主义同样必须确保社会存在的原初性、终级性亦即第一性。“本原”这个词源于古希腊文,其义是开始。根据业里士多德的说法,在古希腊,“那些最早的哲学研究者们,大都仅仅把物质性的本原当作万物的本原。因为在他们看来,一样东西,万物都是由它构成的,都是首先从它产生、最后又化为它的(实体始终不变,只是变换它的形态),那就是万物的元素、万物的本原了”。可见,在哲学中,“本原”是指那种作为万物生火变化的最终根源、始基和归宿的存在,万物起源于它,最终又复归于它。在古代,东西方的许多哲学家们都相信有一种或几的辩证互动关系,把它变成一种直线型的单向、单而的关系,那就滑向了辩证法的反而。

  在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的关系上,普列汉诺夫的另一个片而性表现就在于将这种关系公式主义地定格化了。根据普列汉诺夫的一贯思想,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沿着这样一条线路进行的:地理环境一一生产力一一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一一社会心理一一上层建筑。这也是一条直线型的道路,其中地理环境对社会心理以及上层建筑中的政治、法律、道德、文化等的影响,必须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个中间环节,不可能超越这个中介而直接发生作用。显然,普列汉诺夫向我们展示的这样一个地理环境作用图与18世纪唯物主义者孟德斯坞的地理环境直接决定论相比,更加接近于现实,并具有一定的辩证色彩。它克服了因果决定的`直接性所带来的直观性和简单性,揭示了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联系的复杂的中介过程作用。特别是它把地理环境这个关乎人类社会命运的先决性条件相对地独立出来,然后又将其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进行有机结合,从而使人们能更全而和更深刻地把握地理环境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然而,在人类社会这个高度有机和复杂的系统中,其中每个要素包括地理环境这个要素与其他诸要素的关系,都是无限多样的:既有直接的联系,也有非直接的联系;就直接联系来说,既有一重的直接联系,也有多重的直接联系;就间接联系来说,既有一重中介的间接联系,也有多重中介的间接联系;就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的关系来说,它们的区分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直接联系可以转化为间接联系,间接联系可以转化为直接联系,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可以统一于同一个过程之中;就一重直接联系和多重直接联系或一重中介的间接联系和多重中介的间接联系的关系来说,它们之间也是相互转化、交互作用、多维共存和变动不居的。总之,这些要素处在一个多维的、立体的、无限重重、无穷无尽地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变易不己而又结构有序、高度有机的网络系统中,它并无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更不可能保持一个标准的单向、单维的关系结构。

  以此观之,普列汉诺夫提供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地理环境作用图只是社会有机系统复杂联系中的一个剖图,它仅仅展示了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关系的一个侧而,而决不是全部和全貌。实际上,地理环境与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等各种社会要素、社会现象的联系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决不可能是一种单向的直线型关系。例如,地理环境既可以直接作用于生产力,也可以直接影响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政治、法律、道德风尚、文学艺术等。在现实中,地理环境对于社会关系、社会生活的影响是直接和间接的统一,是单向和多向的交义,在理论上我们可以进行区分,在实践中很难把它分开。

  普列汉诺夫在论述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作用时,没有充分考虑到这种关系的多维、多而、多向、多义性,而将其凝固化为一种单维、单而、单向、单义的线性模式,则是有违辩证本性的。尽管普列汉诺夫作为一个博学的学者,他在论述具体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时,往往能够在某些方而超出自己所划定的这种线性模式范围,提出了许多新知新见,生动地体现了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博学多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独特风格,但是,由于囿于时代的条件,他还不可能从根本上突破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这种基本的理论模式。这就注定了他在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的关系上,只能大致游走于传统经典的理论范式内,不能作出他本可以作出的更多和更大的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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