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际购买意愿较低的消费者排除出了消费市场，使他们不能享受到知识进步所带来的精神财富，同时，它还将扼杀潜在的可以根据版权人的作品创造出新的知识财富的可能性，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无谓的社会损失和成本。(参见张楠．网络环境下的版权合理使用：法律经济学的视角———兼评唱片公司A﹠M等诉Napster案［J］．经济学季刊，2002(4)：923－936．)）
总之，就版权对创新的作用而言，正如一些学者所预言的那样，“更多的财产权，尽管被假定为可以为创新提供更大大的激励性支持，但它并不必然就会产生更多更好的产品与创造———有时它可能只会走向其反面才是真的。在人类持续创新的道路上如果设置多种财产障碍，设置多种多样必须的权利许可，它实际上就有可能恰是延缓而不是促进了人类的创新”［32］。就像哈勒和艾森伯格引用“反公地悲剧”的例子所解释的那样：“当纷繁复杂的财产权引发的交易成本超过了创新所必要的促进成本时———‘公地悲剧’也就将向其反面———‘反公共悲剧’方向转化了”［33］。如此，过多的版权实际上就不但成为了“公共领域”存留的重要障碍和威胁，而且它也成了自身发展的严重桎梏和绊脚石。
四、版权法公共领域兴起的未来(一)：迈向“义务公共领域”的理论转型
面对20世纪晚近以来的那场版权扩张运动，尽管一大批注重版权生态的学者都看到了从版权概括的对立面———公共领域的视角来审视版权问题的重要性，并试图建构一套积极有效的理论来制衡版权扩张的进程。然而，遗憾的是在大多数时候，这些理论都没能在理想的意义上奏效。在笔者看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学者们的论述并未充分把握“公共领域”的实质，他们基本上都是在一种“事实而非价值”的层面上描述了该概念。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很多英美国家的学者都看到了从“公共领域”理论出发来制止版权扩张态势的重要性，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学者在界定公共领域的时候，都将其定性为“权利过了保护期的那种状态”［34］，亦或是“不受版权保护材料的集合”［35］。但不管哪种界定，它们“都充其量是对公共领域的一种事实陈述而非对它的一种价值判断”。
但一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作者总是通过对“公共领域”的侵占方式来达到创新作品的目的。“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理论的视角来看，版权法的整体逻辑都并非是使用者应当为他们‘侵入’作者的范围去进行承认或辩护，而应当以作者和版权所有人去承认他们对‘公共领域’要素的侵犯性利用为前提。”［36］因此，在作者创造了新作品之后，让作者将作品的内容无条件地放置在公有领域，以备其他作者自由使用，是作者创作的必要性“支出”和其对公众的一种“应然性义务”。
对此，就像有人在评价“合理使用”公共领域机制时所说的那样，某一个特定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因利用了前人的作品而取得了“收益”，因此，当其作品完成后就必须为后人提供合理使用材料的“支出”。合理使用在本质上就是一定社会制度安排下，特定创造者和不特定的使用者之间就信息资源所进行的交换［30］235。
既然“公共领域“是“公众”和“作者”之间的一种交换，那么二者就必然存在着利益上的“对价”［37］关系。作者不但无权通过扩张版权的方式来达到挤兑和侵占“公有领域”之目的；相反，他们还负有足够的资源补偿义务来实现和促进“公共领域”的稳定丰富与长期繁荣。然而，20世纪晚近以来我们之所以在发现了“公共领域”的概念之后，却未能很好实现利用该概念工具来达到有效遏制版权扩张的愿望，根本问题就在于：我们只是在一种“事实而非价值”的层面描述了它，从而使我们在偏离甚至是在悖反该理论之精神内核的前提下，无力使用该理论去检视版权扩张的步伐。
相反，如果我们能够充分挖掘内蕴于公共领域内“作者和公众”之间的资源交换和利益对价之关系，并采用一种“义务公共领域”的理论来解释问题的话，那么许多情况便会迎刃而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既然公共领域是作者一个有所义务的领地，那么，相对于公众而言，它就是一个权利地带”。就像有学者所说的那样，公共领域位于与知识产权对立的另一端。它是知识产权的对应物，其由一系列作品和知识的集合构成，“与由知识产权法的各个部门通过积极有限的形式授予的私权相反，公共领域是由社会公众所享有的对信息的权利。”［38］对此，论者雷克·爱尔德(Eric Eldred)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版权并不意味着作者有权去阻止其他人复印的权利，而是确认‘拥有者’或者随之的一系列权利去确定其对创意的表达，这些权利包括复制、演绎以及公开或者不公开等。既然版权‘拥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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