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法上公共领域的衰落与兴起(3)

      正是在“浪漫主义作者观”的支配下，作者就意味着一切，作品的所有荣耀都集中于作者一身。如此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公共领域”是如何被版权吞噬了。用博伊尔的话来说就是：“由于‘浪漫主义’的作者本位观过分地强调了作者的独特天赋和其对作品的‘原创性’贡献，它就严重地削弱了外部资源对创作的价值。”［17］这个外部资源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共领域”。这也就是说，正是由于“浪漫主义作者观”过分地强调了作者“神性”的面向而忽视了其“人性”的特征，在版权法“全力控制和组织作品的两类资源———作者的贡献和公众的贡献时，往往也就只有一类资源：即作者才实现了控制和回报”［1］107，而对作品做出贡献的其他主体都完全被忽视了。
      就像“一封给海伦·凯勒(Helen Keller)的信中，马克·吐温曾明确指出的那样：‘(与)电报、蒸汽机、电唱机、电话或其他重要的发明(一样)，(作品的诞生———笔者加)前后可能经历上千人的努力，可是最后只有一个人才获得了荣誉，而我们却把其他的人给忘却了’。”［18］
      总之，近代版权法以“浪漫主义”为指导，将作者指称为天才和创造的源泉，并把“作者身份”解释成一种个人责任之事实，忽视了对“时代智慧(wisdom of the ages)”以必要的尊崇［19］。在这样一种精神的指引下，“公共领域”在版权法体系下的逐步被蚕食也就完全不足为怪了。因为，如果我们过分地强调和渲染作者无所不能的重要性的话，不但很容易把我们引向一种视版权为“结果性”权利的错误歧途，而且忽视知识活动过程———即知识的创造、传播和使用的重要性。同时，它还容易引发我们对版权激励的认识错位，即“将鼓励‘创作’和鼓励‘作者’等同起来，并以一种穷竭(公共领域———笔者加)：这个其他作者必须同样工作之环境来达到对作者创作进取心激励之目的”［20］。就象著名知识产权学家大卫·兰吉(David Lange)所说的，发轫于18世纪的“浪漫主义创作观”，“仅是尊崇了一些作者，而以另一些作者为代价”［19］143。
      总之，浪漫主义作者身份的非凡力量和持续影响力说明，“‘作者’的概念并非版权学说中免于矛盾的概括性‘资源’，而恰是‘公众接触’和‘私人控制创造物’这一基本矛盾的特殊结合点”［14］457。在“浪漫主义作者观”的极端指引下，版权法体系试图通过公共领域来“满足洛克意义上所谓的人类‘共同遗产’的原则”［1］83也就已成为了一个法律上的泡影，其试图通过对作者的有限激励来达到促进人类知识“公有领域”无限繁荣的愿望，也就经常变成了一种理想的乌托邦。
      三、版权法公共领域式微的解读(二)：“值得复制就值得保护”与“版权保护必须和复制技术成反比例变化”的观念关联
      20世纪晚近以来的那场“文化圈地”除了受到“浪漫主义作者观”的错误支配外，笔者认为它还受到以下两种错误思潮的影响：
      其一，就是“值得复制就值得保护”或“有价值便有权利”［21］的观念在版权人世界的广泛流传。在该种理念的影响下，版权人几乎以其无所不能的手段在控制着对其作品的利用。因为，版权人深信：“既然创造性作品是有价值的，无论何时何地，当人们使用、获取或者演绎他人的作品时就是在获取他人的创造性价值。因此，无论什么时候，人们对这种价值的获取，就都必须得到原作者的许可和同意，否则，该种获取行为就是一种不正当的‘窃取’。”［22］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在版权领域实际上就产生了一种重要的“著作权乐观派”。他们认为，既然作者创作了所有的价值，那么，他就有权去完整地拥有和控制作品。在“著作权乐观主义”者眼中，“如果把著作权比喻成是装着半杯水的瓶子的话，那么，他们就只是盯着著作权水杯中已经注满的那一半，并等着进一步把它加满”［23］。而不管著作权的该种保护扩展是否已经超出了激励作者创作所必要的程度，以至于权利扩张本身“属于侵占了人人皆得随心所欲言说和写作之一般自由”［23］11。
      然而，对于“有价值便有权利”的著作权理论，就像学者拉伦兹·莱西格(Lawrence Lessig)先生所深刻反思的那样：“‘有价值便有权利’的理论决不是我们所需要的著作权理论，该种理论从未写入过也永远不可能写进我们的法律。正好相反，根据我们的传统：‘版权它只是一种手段，在建立起繁荣的创造性社会根本基础的同时，版权法是完全有必要通过一个广阔的公共领域来保留有用的创造力价值的’。”［22］19因为，“智慧的立宪者们深深地知道，人类的创造性始终是产生在‘创造的主人对于其创造物掌握着不怎么严格的控制’的条件下的。”［22］119“除非版权法建基在一种有效的原则基础上，否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