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本杰名·坎普拉(Benjamin Kaplan)曾有过更精辟的论述。他说：“如果人们有任何‘自然’权利的话———那么，相当重要的就必须有一种模仿他人的权利，由此可以在他没有播种的地方收获，毕竟(起源于公共领域的———笔者加)教育就是因模仿而获得的收益，如果‘进步’的概念不是完全空想的一种预设的话，那么它们就都将依赖于慷慨的复制放任。”［6］
公共领域之保留对于版权创造的价值，也有学者用公用街道和公共道路比之于私人土地来做比方。他说：“如果从私有土地分割出公用街道、道路或者高速路，私有土地……将会更加有用。尽管公园、可通行的道路……减少了私人手中土地的数量，但它却极大地提高了财产的价值。”［7］对于版权作品的创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在版权之外，保留一个独立的、不受商品化和私有化影响的公共领域的存在，虽然从表面上看也同样减少了版权领域可以被“私有化”之要素的数量，但它同样有利于版权机制运作的效率；相反，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不受作者私权干扰的领地作支撑，而是让版权人对每一个思想和表达都实行完全的财产化的话，那就必然会延缓人类的持续进步。
对此，就像学者马克·罗斯(Carol．M．Rose)曾经所说的那样：“无论从历史学还是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将‘公共领域’和‘作者领域’视为是‘相互独立并对立存在的两个领域’来看待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8］公共领域并非是一个和版权相互隔离的地带，传统的“知识财产”和“公共领域”二元分离的看法显然是掩饰了公共领域“公众”和版权“个体”之间相互联系的真实认知。“与公共/私人二元划分的逻辑结构不同，‘公共领域’通常是为‘私人财产’服务的”［9］，并且，“二者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深深根植于整个知识产权的历史和经济学当中”［8］96。
因此，如果没有了公共领域的外部生态，版权迟早将因作者和公共领域之间的不和谐而遭受来自“公共领域”退变的惩罚。实践也无不证明了这一点：上个世纪的晚近以降，我们之所以遭遇了比历史上的第一次“圈地运动”更为严酷的“文化圈地”［10］，问题就在于我们严重忽视了公共领域对人类自由文化衍生的重要性。
总之，在版权法领域一旦我们将“版权”和“公共领域”对立起来，并以一种“商品主义”的计量方法来测试作品价值的话，其结果必然是没有确定的利益代表，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法律留下的一个“自然之领地”的公共领域———经常性地牺牲在了权利人对知识“财产”渴求的欲望之下。就像学者博伊尔(James Boyle)曾经所说的那样：“当今时代，在对信息问题进行经济分析时所面临的巨大压力，以及漠视来源的以‘原初’作者为中心的财产权模式和对‘公共领域’作为一种整体的重要政治性的忽视……这些都促成了我们保存人类‘公有领域’能力的彻底消失，首先是从观念上，渐渐地是从事实上消失了。”［11］因此，倘若我们想要很好地反思版权系统是如何一步一步地“通过侵蚀社会创造力的方式”［12］来实现对“公共领域”的蚕食鲸吞的话，我们惟有回到制度之根本，以省察隐藏在版权扩张之后一系列制度理念失范的来路，从而为版权法上“公共领域”的原始回归和重获兴起找到一条真实的出路。
二、版权法公共领域式微的理论解读(一)：“浪漫主义作者观”在版权法上的错误配置
20世纪晚近以来，版权领域所表现出来的那场扩张运动，如果从理性的视角加以分析的话，笔者认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在于我们的版权制度过度地受到了“浪漫主义作者观”的影响，从而使“公共领域”日趋衰退了。
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随着人类的文明开始进入18世纪之后，“与印刷文化和民主制度兴起同等重要的是，现代意义上的‘自我’概念在这个时期也被发明了出来。从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到洛克《人类理解论》中有关‘身份、意识和自我的概念’”等等［13］。伴随着19世纪“自我”观念兴起的是上帝之神的死亡以及文学领域“浪漫主义作者观”的确立和个人“独占主义”作者身份的塑造。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作者就被看成了一个自知和负责任的主体，文学文本也被认为是作者情感自我揭示和自我建构的结果”［14］，“个体人格已经开始取代上帝，成为了知识的神圣源泉。”［15］
而且，1709年随着《安妮法》的通过，“浪漫主义作者观”“不仅在文学领域获得了市场，还因此开始渗透到了人们的法律意识之中”［14］455。如此一来，无论在版权的立法还是司法过程，作者都被视为是一个具有“神性”的主体，并对其“独创”作品的能力给予了超乎寻常的肯定和评价。就像有学者所说：“‘浪漫主义’的作者被视为是一个理想化的角色和独立的创作实体，它拥有超凡的智慧，并独立地创造了其‘原创性’作品。作者是最初的思想者，作品就被认为是其个人人格的体现，它具有丰富的主观性和原生性，而这正是18世纪的建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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