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的奋斗：我只能靠自己
“她上进心实在很强，最怕原地踏步。很多事情她都按照着日记中所规划的在实行。当然也有没有实现的，有些事对她来说太难了。比如，她要拿到大学毕业证的事。”
“我只能靠自己”，出现在伍春明日记里的这句话在书中反复出现。“数不清的打工者都对我说这句话，那么强烈。所以，我希望读者也能感受到。”张彤禾说，“这句话差不多是东莞的规则，在那里，每个人都只是他自己。”
“东莞的打工者中，有上进心的人占据了大多数，大环境如此。在打工者的世界，成功学的课程和书籍对他们的生活太重要了。”张彤禾告诉记者，她遇到很多打工者都在看励志书、在接受培训。打工者们的生活引领着张彤禾去寻找书籍和培训机构背后的意涵。成功学书籍里，培训机构的课程中，充斥着偏执却不无效用的言辞、激进而相互矛盾却颇有市场的理论。在那里，“成功”是一种信仰，金钱是它的度量，而道德则几乎不被提及。
“他们需要知道成功是可能的。这些书对他们来说就是安慰剂。”张彤禾采访的一位“成功学作家”说。
流动
作为珠三角制造业之都，东莞有着“世界工厂”的.名号，亦被贴上“血汗工厂”、“性都”的标签。2004年张彤禾到那里的时候，距珠三角大规模民工荒出现还有6年时间，全球金融危机也尚未来到。那时的东莞被打工者视为赚钱的乐土。
张彤禾笔下的东莞浮躁混乱，工人们家乡的规则与秩序在这里已不适用，流水线上的农民工拿着低于当地最低标准的工资，工作时间却常常超过每周49个小时。对于那些怀着野心进城打工的姑娘们来说，“跳槽”是最平常不过的事。“女孩们经常一窝蜂地辞职，人多胆子大，大家发誓一起跳槽到同一家工厂，虽然结果往往不太可能。”作家写道。
“这个世界最容易的事就是和别人失去联系。”书中，张彤禾有意识地重复这句话。“这也是一个具有东莞属性的现象。”她在上海如是说。张彤禾与不计其数的打工女孩交谈过，了解了很多故事。“但能够保持长时间联系的只有寥寥几人。” 《打工女孩》的主角吕清敏与伍春明是其中的两个。“敏是勇气和韧性兼顾，春明则始终在追寻幸福和生命的意义。但她们的雄心和百折不挠的劲头是中国农民工普遍拥有的特质。”
张彤禾与吕清敏一起回过农村老家，目睹了吕清敏故乡和家庭的情况。“如果她在外面读书和打工，又回到老家，亲友大都会将此看成是一种失败。这是一种很大的压力，让她们想要在城里做到最好，来证明自己。”谈及那段回乡经历，张彤禾说，“她们与家庭的关系依然很好，但不会答应家里的一切要求。”吕清敏在获得一份收入丰厚的工作后，凭借对家人的经济支持获得了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可以不容置疑地否定父亲的经商计划。
张彤禾说：“她们不会回到农村，有些非常能干的就在一线城市发展。不是那么能干的也许回到老家的城镇，反正已经变成了一个城市人。”她认为，“这一代的打工者条件更好了，要求也更高了。”
吕清敏与伍春明背后，是如今已达2.5亿之巨的农民工群体。过去20多年，他们是国家变革的根基。张彤禾书中描绘的年轻女孩外出打工时年仅十几岁，心态也已与此前的农民工迥然不同。中国社会轰轰烈烈的“个体化”进程中，她们拥有更多的“自我”。
质疑
“春明的故事确有些类似于过去的美国梦。”张彤禾对记者说。她站在女孩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她发现她们确实通过努力得到了很多，而并非如很多报道描述的那样境遇窘迫。
但张彤禾笔下的打工女孩们的故事也遭到一些读者的质疑，质疑大都集中于对这些女孩所获得的机会的描述是否太过于乐观? 这些人对于整个群体来说有多大代表性?张彤禾坦言，这个问题也被海外读者问到过，而在中国，则“关乎身边的群体，因而关注尤甚”。
在北京的一次对谈中，艺术策展人欧宁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认为农民工是市场经济受益者的观点与他的经验和观察并不一致。欧宁的妹妹上世纪80年代进城打工，他说：“最后她们这个群体的生活没有太大的改善，但是你书里的春明可能是比较特别的一个例子。”
张彤禾对此的回应，涉及两代农民工的差异：“我觉得，打工者一代代很不一样。像第一代，你(欧宁)的妹妹，那时候出去的人真的是探险。”张彤禾认为，相比于老一代农民工，80后、90后的打工者在生活节奏上和城市人趋同，“她的家人是农民，但她却没耕过田。”她们追求的东西更多。
写作《打工女孩》之前，张彤禾曾经阅读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也对学者进行了采访。“这些报告让我知道，我所写的这些事情并不是很片面的、很边缘化的现象，而是比较主流的。我就接着做下去。”张彤禾对记者说。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女孩的奋斗：我只能靠自己】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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