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目前不但没有在全球人才战争中主动出击，争夺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那么大国的人才战略的时代之问是如何的?下面就是相关的资讯，欢迎大家阅读!
1育人之道：重专、重通、重平衡
大学是培养专才，还是培养通才，抑或是追求专才与通才的平衡?
近代各大学校长自有其育人之道，只是奥妙各不相同。多元化，正是该时期的一个鲜明特点，它既是大学校长擘画的培养目标的呈现结果，又是不同类型人才脱颖而出的动因所在。
专才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兰州大学校长辛树帜等皆主张大学要培养“专才”。陈垣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而研究高深学问也应该表现在本科生培养上，要把本科生培养成“高深学术之人才”。马君武强调掌握科学知识和实用本领的专业人才培养是大学的首要任务，十分强调培养专门人才，以建设和服务社会。
通才
学界泰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则主张大学要培养“专精”型的“通才”。蔡元培称其为“一定意义上的通才”，认为大学所培养人才的基调是“专精”，同时又要沟通文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人则是主张实施“通才教育”的领军人物。张伯苓将“造就学生将来能通力合作，互相扶持，成为活泼勤奋、自治治人之一般人才，以适应时势之需”定为南开大学的办学宗旨，把“造成具有‘现代能力’之学生”作为南开大学的培养目标，从而确立了“能力为本”的人才观。南开“允公允能”的校训正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
梅贻琦堪称是我国通才教育论的集大成者。他的观点旗帜鲜明——“偏重专科”弊端丛生，“通专并重”难以实现，两相权衡“通才为大”。此外，曹云祥、任鸿隽等人也都秉持通识教育理念，明确主张大学要培养“高尚完全之人格”、“国士”般的通才。
“专”“通”平衡
舍弃通才与专才孰轻孰重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命题的艰难抉择，在通才与专才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则是另一种思维与智慧。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又被誉为“国立东南大学之父”的郭秉文做到了这一点，并且是在张、竺、梅等人之前便做到了这点。郭秉文认为，“大学生都应该成为平正通达的建国人才”，应该是具备“钟山的崇高、大江的雄毅、玄武湖的深静”那般素养的“国士”。要培养这样的人才，就不能把“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截然划分”开来，而是要做到“通才与专才互相调剂，使通才不致流于空疏，专才不致流于狭隘”，“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2研究之道：重学、重术、重事功
育人之道，重在“学科”;研究之道，重在“科学”。
关于科学研究或曰学术研究，一些大学校长都有自己鲜明的科研观，是研究“学”科，研究“术”科，研究“事功”，还是全面研究学科、术科、事功?
蔡元培主张“学”“术”分治。蔡元培的基本思路是按“学”与“术”分类规划组建学科。在他看来，学重于术，“学为基本，术为支干”，大学的发展重点应当是“治学”，高等专门学校的发展重点是“治术”。蔡元培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场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这一思路扭转了当时重术轻学、重工轻理、重应用轻理论的偏向，将北京大学导入文理综合性大学的发展轨道。
马君武主张“学”“术”并治，各有侧重。他认为，“大学应兼顾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即兼顾学科与术科，但广西大学“侧重于应用科学”。马君武根据中国和地方实际，对德国工科大学模式加以必要的剪刈之后移植到所执掌的广西大学，很快便使得广西大学声誉鹊起。熊庆来则认为“‘学’是为‘术’服务的，‘术’的重要性比‘学’更甚”，前者“是可以促进地方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学术”。
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十二分”地重视术科：提倡“实科教育”，重视“职业教育”，发展“生产教育”。有鉴于我国“产业落后”之“畸形发展之象”，考察了29个国家之后的邹鲁振臂高呼“救国之道当注意实科教育”，“对于学校所有的实用科学，要加以十二分的努力研究”;主张“多设职业教育，以适应社会生活上之需要”，“欲使亡国的教育变为兴国的教育，制造流氓的教育变为实用的教育，殖民地的教育变为增加生产物质的教育，必然要于升学的基本教育之外，再加上一种职业教育”;认为教育应当培养人的生产技能和劳动习惯，提倡学生多参加生产劳动，“一面学习，一面实验”，并希望“使向来消费之教育，化为生产之教育”。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隐隐然，已有了“创业型大学”的思想萌芽。
大学救国
蔡元培同样无比看重学术的社会价值，将其提到了学术立国的高度：“民族的生存，是以学术做基础的。”他认为，“心理上、物质上、社会上各种建设”，“没有一个问题不要以学术研究为基础的”，“也没有一件不有赖于学术机构的”。
熊庆来也主张学术救国。同样明确却可能更为大家所了解的是提出了事功思想的罗家伦。他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1932年出任中央大学校长，所作的《中央大学之使命》的就职演说就充分地体现了他的“事功说”或曰“使命说”：“中华民族已临到生死关头”，中央大学必须“担负复兴民族的参谋本部的责任”，“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以完成复兴中国民族的伟大事业”。中央大学在航空、气象、土木、交通、地质、地理、水利、资源、化学、化工、农林、兽医、外语、边政等方面的许多科研成果，如“滑翔机的制造和研究”“川西大渡河流域木材松脂采集”“汽油精”和《军事气象学大纲》《国防地理》《毒气与防御》《家禽传染病学》等一系列成果体现了事功的转换，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抗战期间，金陵大学这所著名教会大学的校长陈裕光主张“建教合作”——即“建设与教育合作共进”，坚守“出品须应抗战之迫切需要”的办厂条件，独自开办了变压器制造厂、化学实验工厂，与国民政府教育部联合配制无线电收音机，与交通部合办中央蓄电池制造厂等。中央蓄电池制造厂由金陵大学和交通部派员组织理事会进行经营管理，制造金大3位教师发明的“隔层滤杯式蓄电池”，第一年即生产出6万只，被交通部悉数收购，分发电报与电话机关使用，于我国的“电讯交通有极大贡献”。
3服务之道：重用、重教、重推广
重用，犹如授人以“鱼”;重教，犹如授人以“渔”;而重推广，则是教人以“养鱼”之法。
首先是重用。民国时期许多大学校长都主张，大学应以面向实际、服务社会为办学宗旨，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设置院系专业，培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引导教师为社会服务，重视学生在实践中接受教育、洗礼与锻炼。郭秉文尖锐地批评中国教育的弊端，明确指出我国教育“成绩甚少、进步甚迟”的原因就在于“教育不切于实用也”。有鉴于此，郭秉文1915年就开始“提倡职业教育”，20年代又提出了农科要为农民服务、为农村服务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宗旨：“按中国农业上之需要，造就人才，为农民服务”“按中国农业上存在之问题，用科学方法，图逐步之改良和解决”。此外，不少大学校长十分看重大学生的社会服务意识及能力的培养。
再者是重教。许多大学校长都主张大学应该把实用的知识、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的方法等及时地、尽可能地向社会传播。蔡元培认为大学服务于社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的服务，如指导平民;一种是间接的服务，即从事科研、培养人才。前者就属于“教”的范畴。在指导平民方面，许多大学开办有平民学校、夜校等。如郭秉文兼任校长、马寅初掌校(时任教务长，似今CEO)的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就开办了“商大平民夜校”，除了“为小学程度的平民免费施教”以外，更“专为在外服务商界青年补习学问及应用知识而设，故所定之学程咸以注重实用为宗旨”。“在商业的都会，大学就指导工厂、商业;在农业的州府，大学就指导农人”，成为了那批校长们的共识。
最终是重推广。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过一场乡村建设运动，以中华职业教育社、南京金陵大学、山东齐鲁大学等为代表的一些教育和学术团体以及大中专院校到农村建立实验区，从事以兴办教育、合办农场等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建设实验。当时金陵大学农科从康奈尔大学引进教学、科研、推广三合一制度，简称“三一制”，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开展教学科研工作，并落实到推广应用之中。例如，陈裕光主政下的金陵大学独立创建或与政府部门合建的许多农村推广实验区，如“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江宁农业推广示范县”“温江农业推广实验区”等，都产生了十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显著的经济效益。
4文化之道：重传、重改、重引领
这里的文化，是以文化人、化民成俗之意。大学是社会的文化高地，古今中外无不如此。《学记》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治国安民，第一要务就是推行道德教化。教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大学承载着巨大的文化责任，最要者有三：传承文化、改造文化、引领文化。
重传，就是注重传承文化、传播文化。文化具有民族性和国度性，所以，大学首先要传承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嘉惠世界的科技工艺、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充满智慧的哲学思想、深刻完备的道德伦理等，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民国时期许多大学校长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工程的擘画者与建设者。
重改，就是注重改良文化、改造文化。改造与改良，在对待外来文化方面显得尤有必要。例如，吴贻芳就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时，把金陵女大办学的重心“由扩展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转向了为国家培养有学问、有道德、有服务社会本领的人才上”。蔡元培希冀利用外国的“科学方法”，达到在我国的学术与文化方面能有“更进之发明”的目的。
重引领，就是注重引领文化、引领风俗。蔡元培认为大学要以“引领社会、服务社会”为职志。就前者而言，作为“社会之模范、文化之中心”，大学在社会道德建设上要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进德修养，担起培育社会公德的责任，不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蔡元培发起成立了名震京师的“进德会”，立志与社会浊流作斗争，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大学对于附近社会之风俗负改良之责任”是郭秉文提出来的。这反映了一位大学校长的角色自豪感、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而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的大学要“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的恢弘设想更是把大学的引领功能放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
宏观地说，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管理大学依赖的主要是两个法宝——法律和经费。在这一框架内，校长们有较大的发挥空间——他们几乎都是体制内积极而勇敢的探索者。回望当年，民国时期的著名大学校长自成一家，各有千秋，风云际会，相得益彰。掩卷深思，自主性大、多元化强、自洽度高等这样几个特点就会比较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一是自主性大。民国时期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法律法规比较完备而稳定，校长们依法治校的空间十分广阔。作为大学的掌门人，他们拥有较大的自主性，可以按照自己的办学思想治理学校。
二是多元化。当年的办学思想十分宏富，有思想、合实际、讲真话，是成为著名教育家的三大条件。这也成就了当年多元发展、群雄并起的局面。
三是自洽度高。这些校长几乎都是学贯中西、文理兼修的大家，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与西方科技新知滋润起来的教育家。他们不仅具有系统的教育思想、骄人的办学实践、清晰的经营思路和丰厚的社会资本，而且是把自己的办学理念自然而然地转变为合乎本校实际的治校方略，并且一以贯之予以执行，具有高度的自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