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合同

时间：2023-05-11 09:28:39 其他合同范本我要投稿

有关处理合同四篇

　　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加强，关于合同的利益纠纷越来越多，签订合同也是最有效的法律依据之一。那么一般合同是怎么起草的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处理合同4篇，欢迎大家分享。

有关处理合同四篇

处理合同篇1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已确定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情况下，应当支付工程价款，但实践中往往发生诸如工程价款如何确定、鉴定问题、无效带来的不利后果如何承担等争议。本文笔者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判例，与您分享裁判规则中，工程款如何进行结算。

　　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承包人的工程价款请求能否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

　　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及第三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且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不合格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修复后的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发包人请求承包人承担修复费用的，应予支持；(二)修复后的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不合格，承包人请求支付工程价款的，不予支持”已经明确规定。

　　但工程合同纠纷涉及问题繁杂，即使通过《解释》能够得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情况下，应当支付工程价款”的结论，但工程价款如何确定、鉴定问题、无效带来的不利后果如何承担等都是该类案件中应当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探析裁判思路。

　　| 案例一最高人民法院(20xx)民提字第77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

　　由于案涉合同仅约定了单价，而在确定单价时没有工程施工图，也没有工程预算，因此对于已完工程无法按照合同约定价格进行工程造价和成本价的核算。应

　　当将该鉴定报告作为确定案涉工程已完工程价款的证据。由于世邦公司与川康西藏分公司对案涉合同无效均有过错，故不应仅由承包人承担全部不利后果，而使发包人获得全部工程利润并免除部分必要成本。因此，一、二审判决按照鉴定结论中的工程成本费用确定工程款数额不当。

　　虽然规费和利润在性质上并不相同，但鉴于根据鉴定报告的内容，无法在案涉工程造价和成本费用的差额中具体区分规费和利润的数额，故只能将其视为案涉合同无效导致的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后，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对本案中合同无效损失的具体分担比例，根据双方当事人对合同无效的过错情况和相关案件事实，本院酌定为川康西藏分公司与世邦公司各自负担50%。

　　思路探析

　　1.合同虽有约定但无法确定工程价款的，应当进行鉴定。

　　2.以利润的扣减体现在合同无效情况下，各方在过错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价值取向。

　　| 案例二最高人民法院(20xx)民一终字第100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

　　一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聂绮对其挂靠行为应承担相应过错责任，故其主张利息应从20xx年12月31日起算，即宏基公司未按进度支付工程款之日起计付，不予支持。鉴于该

　　项市政工程已于20xx年5月26日由签订合同的双方及满州里市审计局进行结算，并作出工程造价审定通知书，故实际施工人聂绮的利息损失应当自结算之日起予以保护。

　　最高法二审：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宏基公司尚欠付工程款为17825815.3元及利息正确。

　　思路探析

　　和案例一不同，本案是以“不按合同约定的应支付日为利息起算日、以在后的结算日为利息起算日”来体现承包人对合同无效承担过错的价值取向。

　　| 案例三最高人民法院(20xx)民提字第104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

　　尽管当事人签订的三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在工程已竣工并交付使用的情况下可以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但是，由于本案双方当事人提供了由相同的委托代理人签订的、签署时间均为同一天、工程价款各不相同的三份合同，在三份合同价款分配没有规律且无法辨别真伪的情况下，不能确认当事人对合同价款约定的真实意思表示。

　　因此，该三份合同均不能作为工程价款结算的依据。一审法院为解决双方当事人的.讼争，通过委托鉴定的方式，依据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工程价款作出司法认定，并无不当。

　　首先建设工程定额标准是各地建设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建筑市场建筑成本的平均值确定的属于任意性规范而非强制性规范。在当事人之间没有作出以定额价作为工程价款的约定时，一般不宜以定额价确定工程价款。再次，定额标准往往跟不上市场价格的变化以市场价鉴定的结论更接近造价成本，更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利益。

　　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当事人就合同价款或者报酬约定不明确，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本案所涉工程不属于政府定价，因此，以市场价作为合同履行的依据不仅更符合法律规定，而且对双方当事人更公平。

　　思路探析

　　1.当不能确定“合同”为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时，应当通过鉴定确定工程价款，且应当以市场价格作为依据。

　　2.公平原则在本案裁判者进行定价依据判断时发挥了作用。

　　| 案例四最高人民法院(20xx)民提字第59号民事判决书

　　一审中，工程处（实际施工人）申请、法院委托对工程造价进行了鉴定，鉴定结论1：依据原合同主要内容每平方米720元建筑面积包死单价，工程造价为每平方米720元×7662.38平方米（含地下室301.4平方米）=5516913.6元。由于未提供合同价中所含甲方供材资料，未扣甲方供材造价。鉴定结论2：依据施工图纸按实计算、丙级三类取费后，工程造价为7521255.36元。其中含甲方供材756901.2元，总造价中扣减，扣减后造价为6764354.16元。不符合规定的结算资料（例如只有建设单位盖章，但没有负责人签字）造价302468.28元，以上两条鉴定结论均不含此造价。

　　一审裁判：建安十分公司与开发公司结算的工程造价应为720元/平方米×（7662.38-301.4）平方米+302468.28元=5602373.88元。工程处的最终结算值为5602373.88元×（1-9%）=5098160.23元。建安十分公司已付款4670382.26元，尚欠427777.97元。

　　最高法院裁判摘要

　　本案参照合同约定结算工程价款有法律依据。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确立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而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情形下，可参照合同约定结算工程价款的折价补偿原则。如果采取鉴定结论2的结算方式，会造成无效合同比有效合同的工程价款还高，这不仅超出了当事人签订合同时的预期，也会导致合同当事人反而因无效合同获得额外利益。因此，除非双方当事人另行协商一致达成新的结算合意，否则，均应当参照合同约定进行结算。

　　思路探析

　　1.本案法院以双方就每平米720元单价、地下室不计算面积的约定为依据得出工程价款。结合上述几个案例可知，合同约定仍然是裁判优先考虑的工程价款认定

　　依据。

　　2.公平原则始终贯穿裁判，在进行取舍或判断时是非常重要的衡量标准。

　　综上，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对上述案例的评析，可将司法实践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工程款结算的裁判思路归纳如下：

　　1.合同无效但工程验收合格，当事人主张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根据合同能够确定工程款的，应根据合同的约定结算；

　　2.根据合同约定无法确定工程款或不能确定“合同”为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时，应通过鉴定确定工程价款；合同对结算单价有约定的以约定为准；没有约定的，一般以市场价格为鉴定依据；

　　3.因合同无效产生的不利后果，合同各方应根据自身的过错程度进行分担；

　　4.公平原则是裁判者进行取舍或判断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

处理合同篇2

　　一、《劳动合同法》关于试用期的规定是：

　　(一)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月;

　　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

　　(二)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三)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三个月的，不得约定试用期。

　　(四)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与试用期相同的，试用期不成立，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

　　二、劳动者在进入单位时应该做好防范措施，譬如：

　　(一)员工要求入职当天即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为充分实现企业的用人自主决定权，在劳动合同中依法设立相应的.条款;

　　尽可能在试用期内决定该员工的去留;

　　(二)可将“一年一签”改为“三年一签”或“五年一签”;

　　让两次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时间不连续，即第一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期限届满后，办理退工手续，过一定时间后再办录用手续;

　　让员工自己书面要求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三)依据《劳动合同法》的程序要求制定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

　　将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

处理合同篇3

　　我国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是男满60周岁，女满50周岁。那么在劳动者达到退休年龄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合同该怎么处理?劳动合同就要终止吗?还是其他什么。有关内容请阅读下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因此，用人单位是可以单方面终止劳动合同的。

　　那么这种情形要支付赔偿金或者经济补偿吗?再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而第四十四条是这样规定的：

　　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

　　(一)劳动合同期满的;

　　(二)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

　　(三)劳动者死亡，或者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或者宣告失踪的;

　　(四)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的;

　　(五)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只有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造成合同终止的才有经济补偿金，至于劳动合同期满是没有经济补偿金的。既然到了退休年龄劳动合同终止，那么结合上面规定，可知，到了退休年龄是没有经济补偿金的。到此，很多劳动者就不能接受，辛辛苦苦干了大半辈子，退休了却得不到经济补偿金!其实，法律还规定了，到了退休年龄的话是可以享受养老保险，所以法律就不再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但是，有一个问题，大部分劳动者不可能从一家企业一直做十几年，买足十五年的社会保险。到了退休年龄，可能在这家企业才工作几年，买了几年的社保，达不到十五年，享受不了养老保险。这种情形该怎么样办?《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有解决方法：第十六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十五年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十五年的.，可以缴费至满十五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也可以转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者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按照国务院规定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

　　同时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1995]309号)也规定了处理办法，即职工在接近退休年龄(按有关规定一般为5年以内)时因劳动合同到期终止劳动合同的，如果符合退休、退职条件，可以办理退休、退职手续;不符合退休、退职条件的，在终止劳动合同后按规定领取失业救济金。享受失业救济金的期限届满后仍未就业，符合社会救济条件的，可按规定领取社会救济金，达到退休年龄并符合其他退休条件的办理退休手续，领取养老保险金。

　　原来达到退休年龄后，用人单位是可以单方面终止劳动合同的。这是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的，这种做法并不违反相关规定。

处理合同篇4

　　【摘要】保险合同理赔纠纷的传统处理主要包括诉讼和仲裁两种方式。但这两种处理方式都存在明显效率低、高成本的特点,尤其不适宜处理案情简单、标的额较小的保险合同纠纷。随着保险消费者快速、低成本处理纠纷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开展了大量探索,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各省市的派出机构也指导当地保险行业协会结合实际,大胆实践,摸索出若干种新的保险合同纠纷快速调处模式。

　　【关键词】保险;合同纠纷;快速调处

　　由于保险合同是一种高度格式化和专业化的合同,在订立和履行过程中,经常发生因投保、续保、理赔而发生纠纷。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主要是诉讼和仲裁。但是这两种保险合同纠纷处理方式也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

　　首先,纠纷处理费用高,很多小额保险合同纠纷的保险人考虑到成本与效益的比例关系,不得不放弃应有权益。

　　其次,纠纷处理时间长。被保险人经常在漫长的诉讼和仲裁程序面前望而却步,放弃了维权的努力。

　　再次,纠纷处理专业性差。从实际情况看,部分法官和仲裁员保险知识普遍比较薄弱,案件的质量难以保证。

　　最后,执行有难度。某些保险公司虽然一审败诉,但为了迫使被保险人对一审判决作出让步,有意提起二审,以合法形式拖延履行赔付义务,甚至在判决生效后也不积极履行判决书,迫使被保险人交纳申请执行费。

　　伴随着我国加入时间贸易组织后保险业的快速发展,尤其在《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xx〕23号)发布后,建立一种新型的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成为保险业发展十分急迫的任务。

　　1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相关的`五种模式

　　上海模式。依据《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解决保险合同纠纷。可见上海模式在法律上应归属人们调解制度范畴。

　　甘肃模式。由于采用了设立仲裁委员会分会的形式,所以法律程序上应归属于仲裁范畴。

　　安徽模式、山东模式各有特色,但均未明确归属的法律制度范畴。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推荐模式。在保监会推荐模式中,并没有明确规定纠纷快速处理机制应采用哪种法律模式,但在“处理机制的运行模式”部分规定“结合我国保险业的实际,调处机构采用调解模式……此外,为提高处理机制的效率,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采用调解与裁决相结合的模式处理保险合同纠纷。”

　　以上五种模式的关系。前四种均为省级保险行业协会制定,第五种模式,制定主体虽然是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但在该文件已明确其性质为“指导意见”所以,这五种模式相互平行,没有效力等级区分。

　　纠纷解决是广义的司法制度组成部分。保监会通知不具有立法效力,各地保险行业协会在没有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仅仅依据通知建立新的就纠纷解决机制,不但难以与现有制度衔接,也破坏了司法制度的统一性。

　　2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若干制度评析

　　2.1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构和人员

　　(1)保监会模式。规定“可以在保险行业协会成立调解处理机构(以下简称“调处机构”)”。在具体案件的调处过程中,“被保险人对调处人员有选择权。涉案保险公司的员工应当回避”

　　(2)甘肃模式。设立的仲裁委员会分会,实际是仲裁机构的组成部分,但是聘请了若干保险业工作人员作为仲裁员。

　　(3)上海模式。①调解委员会置备有调解员名册,供争议各方查阅。②调解人员的选定基本上参照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规定。

　　(4)安徽模式。①裁决员在主裁人领导下,负责具体裁决和调解工作,并实行回避制度。②裁决可以采用裁决员或者裁决组的形式。但对裁决组的人数未作规定。

　　(5)山东模式。①纠纷调解工作由本会办公室从本会成员中指定调解员组成调解小组进行。②调解纠纷涉及调解员任职保险公司的、调解员与申请人有亲属关系或利害关系的、调解员任职的律师事务所内有人受聘于当事保险公司的,该调解员回避。

　　综合以上情况,有几点重要问题的对比:

　　1)是否需要采取合议方式处理纠纷。从以上模式看,有的没有规定,有的规定必须采取合议方式,有的提供了合议和独任两种模式供实践中选择。采取独任方式更有利于时限该制度的设立目的,采用合议制容易失去快速处理机制的优势。

　　2)回避范围问题。而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的处理结果,无论是调解还是裁决,均对被保险人一方没有强制约束力,被保险人一方可以继续采取其他方式维权。所以,当调处人员与争议的保险合同没有直接厉害关系的时候,可以不回避,这也切合我国保险业从业人员流动较大的现实。

　　2.2案件处理时限

　　(1)保监会模式。调处工作应当自立案之日起20日内结案,经争议各方同意,可以适当延长,但最长不得超过10日。

　　(2)甘肃模式。依据仲裁法律法规和仲裁规则。

　　(3)上海模式。调解工作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结案。

　　(4)安徽模式。对于裁决纠纷,裁决员或裁决组原则上应当在收到有关材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裁决完毕。

　　(5)山东规则。调解纠纷应自受理立案后30个工作日内完成。

　　2.3 案件处理经费:保险行业协会是社会团体,处理合同纠纷不是法律赋予的职责,国家没有拨款,因此决定这项制度存续的关键问题之一是经费问题。

　　(1)保监会周延礼主席在回答网友提问时表示“原则上我们不提倡收取被保险人的调解费用,但对保险公司一方,各地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来讨论是否收取费用”

　　(2)上海模式。调解员因调解而可能发生的费用,由争议各方在调解意向书中约定分担和垫付的比例。

　　(3)安徽模式。规定了经费的来源包括“保险行业协会划拨的费用”“参加裁决机制的会员公司交纳的费用。”“其他合法收入(如咨询费等)。”

　　(4)山东模式。“调解纠纷不向申请人收取任何费用。”同时,保险公司在《保险索赔纠纷调解承诺书》中承诺“同意承担调解委员会开展工作所发生的费用。”

　　保险行业协会的性质是“行业自律组织”,不是经营主体,其收费除了会费以外,应当具有合法的理由和依据。在上海模式中,采取的是人民调解委员会制,而按照国务院《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十一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费”。这就使上海模式下,保险同业工会调解收费涉嫌违反法律法规。

　　3几点建议

　　在当前保险市场诚信问题突出的情况下,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合同纠纷解决机制是保险机构和保险监管者需要共同面对的复杂艰巨任务。笔者认为,建立该制度必须从根本上把握以下几个关键法律问题:

　　从宏观上,将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置身于我国司法体系之中,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照搬国外模式往往脱离中国司法体制的现状,造成目前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不能适应中国实际,缺乏生命力,甚至在很多省市根本无法开展或开展后形同虚设的现状。这种脱离中国实际的做法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的保险合同纠纷快速解决机制定位不清。有的试点地区将其定位为仲裁机构;有的试点地区将其定位为人民调解制度,但在具体规定上又违反了人民调解制度具体规定;还有很多地区根本没有定位,在机制设立的文件中以保监会通知为根据,缺乏牢固的制度根基。

　　二是现有的探索还不能取得保险公司的信任。保险公司普遍对纠纷处理机制抱有戒备。1.试点规定不利于保险公司。大部分规定无论胜负,均由保险公司承担费用。2.诉讼和仲裁可以约束双方当事人,而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下作出的处理仅仅约束保险公司一方,保险公司在处理后不得再通过诉讼仲裁寻求保护,被保险人则可以不受约束,即可以选择接受该处理结果,也可以反悔并通过诉讼仲裁获得更多利益。3.“强制裁决”涉嫌违法。国务院《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司法部《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中均强调了人民调解需要遵循自愿原则,当事人不接受调解的,不可以强行调解,调解协议应当双方自愿,不可以强制裁决。

　　三是被保险人也对这种机制充满了怀疑:1.处理纠纷的人员大部分都是各保险公司的在职和退休工作人员,其公正性受到怀疑。2.部分保险公司不参加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这些公司的被保险人不能获得快速处理机制的保护。

　　为了获得双方信任,必须公平合理设定双方权利义务。伤害任何一方基本权利和不公平待遇都会使这种实践丧失生命力。

　　笔者建议:

　　第一:在收费问题上,如果将机制定位为人民调解制度,则不应当收费;如果将制度定位为仲裁制度,则按照相关规定收费。

　　第二:在处理机制上,充分利用人民调解机制的制度资源建立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避免在探索中失去制度根基。

　　第三:充分尊重合同双方意见,取消强制裁决和剥夺一方诉讼权的规定,只有在双赢的前提下,才能充分体现调处机制的优越性。

　　第四:终止各地区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的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模式,以适应全国保险统一市场的要求。

　　参考文献

　　[1] 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xx年版

　　[2] 左为民,李玉福.中国司法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

　　[3]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20xx中国保险市场年报,20xx年版

　　[4] 杨华柏.保险业法制年度报告.20xx.法律出版社,20xx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