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理论之精神分析派系
三、佩勒的角色扮演
儿童在游戏中扮演的角色，一直是精神分析学派感兴趣的问题。他们认为，关于在游戏中模仿什么人和什么事件，儿童具有较强的选择性，如果没有情感内驱力，也就没有模仿。角色和情景的选择建立在由游戏主题引起的特殊的动力和动机的基础之上。佩勒分析了儿童在游戏中经常选择的特殊角色和人物，并讨论了其选择背后的动机，丰富和发展了弗洛伊德的思想。
佩勒认为，儿童对于角色的选择，基于他对于某个角色的感情，游戏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情绪原因，对角色的选择具有高度的选择性。他通过观察发现，儿童扮演的角色一般有以下三类：
第一类：依据他们对一个特定人物的热爱、钦佩、敬重的感情，喜欢模仿他们热爱和敬佩的人，尤其是成人，以满足他们快快长大，像成人一样的愿望得到满足。
第二类：依据他们对一个人的恐惧或愤怒等感情。儿童常扮演引起他们恐惧的那些人或事物。试图体验与那些人有关的焦虑，以帮助儿童征服恐惧。
第三类：儿童喜欢扮演那些不合身份、低于身份的角色，这样可以让儿童在游戏的安全范围内回顾并且尽情享受那些对他们来说不可能再获得的“小儿时”的快乐，并且在游戏这个“安全岛”中做自己想做而现实生活又不允许做的事情。
佩勒还从发展的角度描述了儿童性别心理发展阶段中的儿童游戏的结构的变化。每一阶段心理性欲发展的矛盾冲突不同，游戏内容也不同。
第一阶段，孩子的焦虑主要集中在与机体有关的挫折方面，这种焦虑反映在游戏中，表现玩弄身体某部分的独自游戏。
第二阶段(前恋母阶段)，孩子的焦虑主要是失去母亲——食物的来源的潜在焦虑。这一阶段，孩子开始与母亲游戏，孩子游戏的主题是“我能够做那些妈妈对我做的事情”。
第三阶段(恋母冲突阶段)，孩子在游戏中扮演成人的角色，试图补偿他们无法与成人相匹敌的无能的地位，在环境中占主导地位。
第四阶段(后恋母阶段)，孩子通过与伙伴共同参与的规则游戏，从外部的超我形象中获得了独立。这种游戏的作用在于创造一种自我控制的社会秩序，通过严格认真地执行游戏的规则，可以从外部的超我形象中获得自由。
佩勒关于心理性别发展问题如何影响儿童游戏结构的讨论极大地扩大和丰富了弗洛伊德的游戏思想。
四、门宁格的宣泄说
弗洛伊德认为，游戏具有宣泄敌意和报复冲动的功能，如果人身上的焦虑、问题不宣泄出来，就会形成病症，伤害个体健康。因此，弗洛伊德专门对病人进行心理治疗，对儿童则采取游戏治疗的方式。门宁格发展了弗洛伊德的这一思想，强调游戏的益处在于宣泄和降低焦虑。游戏最重要的价值就是为释放被抑制的攻击性提供了机会。门宁格突出了游戏对减低被抑制的过分冲动的价值。他认为人身上天生存在着一种本能的攻击性驱力，此驱力不断寻求表现，如果在哪里被否定，就会在哪里形成病症。因此，为了发泄这种攻击性的驱力，必须找到一个合法的、为社会所允许的途径，游戏正是这种发泄的合法途径。因此，儿童玩攻击性或侵犯性的游戏可以降低攻击性行为。但一些理论家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攻击性游戏刺激并提高了攻击性行为。
由于精神分析学派发端于精神病学，而非发端于心理学，所以这一学派关于游戏的理论，带有明显的临床诊断的色彩。精神分析学派以分析游戏个案为主，注重各种不同类型的、个人的游戏，而且这些游戏只是个别儿童在某段时间内玩的游戏，因而缺乏普遍代表性。对于游戏原因的解释方面也有主观臆断之嫌，由于过分强调“性”的作用，强调个体的生物性而忽略了社会性，使其游戏理论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尽管如此，精神分析学派对于游戏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精神分析学派强调早期经验对健康的成年生活的重要意义，强调游戏对于人格发展、心理健康的价值，这对人们重视儿童早期的发展与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精神分析学派尤其强调游戏具有满足幼儿的欲望，发泄愤怒，减少焦虑，抒发情感，缓和心理紧张，发展自我力量的功能。这一观点对于人们重视游戏的情感发展价值具有重要启示。精神分析学派把游戏的研究与心理发展的理论联系起来，注重儿童心理发展的阶段性，重视想象性游戏在儿童发展中的作用，对后世影响极大。另外，精神分析学派对儿童进行游戏治疗已成为一般性的临床业务，把游戏作为一种评价工具来使用，已成为公认的对儿童情绪状况进行精神病理诊断的方法，使得游戏治疗手段和方法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也促进了儿童游戏的研究。同时，精神分析学派在研究游戏时将统计方法的引入，对游戏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也起了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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