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民工维权存在的问题的调研报告
方法为了规范这一用工方式，《劳动合同法》以12个条文对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以及派遣劳动者三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了界定。被派遣劳动者享有了更多的权利：有权得到相应的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有权要求同工同酬等。但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劳务派遣公司的业务量不减反增，显然对于用人单位来说，采用劳务派遣制度还是有利可图的。尤其是在《劳动合同法》强化了劳动关系的稳定性后，为了能更方便的解雇劳动者，用人单位宁可向劳务派遣公司交纳管理费，以劳务派遣的形式来用工。除此之外，派遣工与正式职工的不平等待遇，职业伤害赔偿以及其他用工单位应当承担的责任问题，等等，在《劳动合同法》上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规范和解决。
方法4、工伤保险覆盖率低，巨大真空将农民工排斥在工伤保障之外
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绝大多数都是男性青壮年，他们从事危险性大的繁重体力劳动，很容易发生工伤事故，尤其是在建筑领域。国务院研究室在《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也指出，农民工面临的最急迫的需要就是工伤保险与大病医疗保障问题。虽然《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给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但农民工实际参保率并不高。在工作站提供援助的211个工伤当事人中，参加工伤保险的只有20人，仅占到总数的9.5%。
方法工伤保险的覆盖率低，导致农民工在发生工伤事故后权利难保障。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用人单位没有给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的，由其承担工伤职工的各项工伤保险待遇。这就使农民工在发生工伤事故后，救治费用和相关补偿均要依赖于用人单位，并没有实现工伤保险所应具有的统筹资金、共担风险的功能。而用人单位为了逃避责任，在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后，拒不申请工伤认定;农民工申请认定时，又常常否认与农民工的劳动关系;核定保险待遇后，也并不能主动履行。工作站援助的211个工伤案件中，仅有6个案件是用人单位申请工伤认定的。农民工在维权过程中只能自己承担伤害造成的后果，这对原本生活艰难的农民工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不仅个人生活难以为继，全家都可能陷入困境。如在张某工伤案中，张某因长期得不到用人单位的工伤赔偿金，无法保障父母、子女的生活，尚在求学年龄的两个孩子不得不辍学外出打工。
(二) 劳动争议解决机制不畅通，农民工维权程序复杂维权成本高
方法1、工伤保险待遇申请程序复杂、时间过长
方法在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已经办结的119件工伤援助案件中，有86件是通过和解或调解(包括律师调解、仲裁调解和法院调解，其中绝大部分是律师调解)结案的，占到已结案件的72.3%。农民工宁可放弃自己的一部分权利私了和解，原因就在于工伤维权的程序复杂、维权成本高。
方法所有程序走一遍，总共要3年9个月，如果有延长，会到6年7个月。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会将全部程序走完，但法律规定中却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漫长复杂的维权程序妨碍了农民工主张权利，却使违法单位有充足时间转移资产，使诉讼面临风险或失去意义;如果用人单位恶意利用程序规定来拖延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农民工是无法承受的。如在颜某工伤案中，颜某在2005年9月9日发生工伤事故，经过一年半的调解(未果)、仲裁、诉讼等程序后，现在用人单位已提出破产申请，而颜某的诉讼程序还未了结，即使将来得到胜诉判决也很有可能无法执行。
而调解虽能节省时间和成本，但用人单位往往凭借着自己的优势迫使农民工让步，接受低于法定数额的赔偿金。如田某工伤案中，田某为伤残八级，根据法律规定应得到约6万元的赔偿金。田某为了早拿到钱做手术而选择了和解，最终只得了25000元，仅为他应得赔偿额的40%。由于没有得到应得的伤残补偿，对于已是残疾的劳动者来说，日后的生活将十分困难。
方法2、劳动监察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方法劳动监察人员常常以农民工没有劳动合同，或者农民工与包工头之间存在雇用关系为由，拒绝其求助，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出具拒绝受理的书面答复，这使得农民工无法追究其不作为的责任，申请仲裁或到法院起诉时，也无法证明自己超过时效具有正当理由。还有的监察人员在受理举报后，常常并不及时给举报人答复，而是说：“你等着吧，3个月后给你答复。”但3个月后往往并没有解决问题，监察人员却以种种理由推卸责任。
方法如在郑某等3人被拖欠工资案中，郑某于2005年9月2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劳动监察大队举报，但直到2005年11月18日劳动监察人员才告知郑某该案件应当由用工所在地劳动监察管辖，要求郑某撤回申请。郭某等68人欠薪案中，郭某于2003年12月12日向某区劳动监察大队举报，在郭某多次催促下，监察人员于2004年1月15日答复该案属于“经济纠纷”，不属于劳动监察管辖范围。王某等62人欠薪案中，王某等人于2006年12月14日向劳动监察举报，2007年1月初，监察人员称王某等人没有劳动合同，不属于监察范围，不予处理。
方法3、劳动仲裁增加了农民工维权的复杂性
方法首先，在我国特殊的“一裁二审”制度下，劳动仲裁不能最终解决纠纷，反而给农民工增加了维权程序和维权成本。根据我国目前有关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的规定，解决劳动争议首先必须经过劳动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法院起诉。由于仲裁裁决并不具有终局性，很多劳动争议案件在经仲裁裁决后仍然进入了诉讼程序，不但没有方便劳动者快捷的解决纠纷，反而因为必须走劳动仲裁而延长了维权时间，增加了维权成本。
方法其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还常常以各种理由不受理农民工的申诉。最常见的理由是认为农民工是与包工头之间的雇佣关系纠纷，而不是与建筑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纠纷。在《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实施后，各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受案量都成倍增长，面对劳动争议案件暴涨的局面，在短时期内如果无法对仲裁机构扩容，我们担心有些劳动争议案件会被仲裁委员会以各种理由拒之门外。
方法再次，劳动仲裁与法院之间没有建立良好的衔接程序，同一案件多次审理浪费资源。如果一方当事人对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不服而提起诉讼，按照目前劳动争议处理的一般做法，法官即会对该案件重新审理，而这一程序在仲裁阶段时已经完成，起诉至法院再重复审理，显然是资源的浪费，使本来就数量急剧猛增的劳动争议的处理更加繁重。有些当事人出于对劳动仲裁的不了解或不信任，在仲裁阶段只是敷衍了事，马虎应付，直到案件进入诉讼阶段才积极准备证据材料和开庭。这样的话，仲裁的设置就完全违背了立法者的初衷，反倒增加了劳动争议处理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