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
摘要：韦伯被公认为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韦伯认为现代化的核心或者说最能体现现代化的指标是理性化。以“化”为基础的现代化运动，实质上是一场西方式的理性化运动。现代西方科学无疑是这场理性化运动的产物。科学是系统化和理性化的知识，在前现代就已经存在。而现代西方科学则是现代西方式理性化的科学。韦伯认为这场理性化运动与西方独有的理性主义思潮有内在关联。理性主义具有多面性和相对性，不同的理性主义有不同的建设指向。中西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差异就与不同的理性主义思潮及其建设指向有深切的相互制约和连锁的关系。西方理性主义或者说新教理性主义是以“入世而不属世”为救赎特征的，因此它与现实世界保持着一种高度紧张的对抗和征服型的关系，对现实世界是一种“理性的征服”。而儒教理性主义是“入世而属世”的，以实现现实世界的和谐发展为特征的，它对现实世界是一种“理性地适应”。两种不同的理性主义，其建设指向是两种不同的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道路。在现代化困境重重的今天，韦伯从学和的角度对理性主义进行的思考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关键词：现代化；理性化；西方理性主义；新教理性主义；儒教理性主义；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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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被公认为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奠基人，韦伯认为现代化的核心或者说最能体现现代化的指标是理性化。其实韦伯基本上把现代化等同于一种西方方式的理性化。16世纪以来日益向全球推进的现代化运动，是一场西方式的社会理性化运动。韦伯认为这场理性化运动不是全球都可能走的道路，而是一条独特的西方道路，与西方独有的理性主义思潮有内在关联。理性主义具有多面性和相对性，不同的理性主义有不同的建设指向。中西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差异就与不同的理性主义思潮及其建设指向有深切的相互制约和连锁的关系。西方理性主义或者说新教理性主义是以“入世而不属世”[1]为救赎特征的，因此它与现实世界保持着一种高度紧张的对抗和征服型的关系，对现实世界是一种“理性的征服”。而儒教理性主义是“入世而属世”的，以实现现实世界的和谐发展为特征的，它对现实世界是一种“理性地适应”。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导向中西方不同的科学和社会发展道路。
一、理性主义的规制
韦伯认为“理性主义”此一名词是有许多不同意涵的，一种从其他生活领域的观点看来特别非理性的行为方式也有其“理性”，正如、技术、科学、、战争、和的“理性化”一样。所有的领域均可按照完全不同的终极价值和目的来加以理性化，“事实上，我们可以从根本不同的基本观点并在完全不同的方向上使生活理性化”，[2]也就是说，理性化是有不同的选择坐标的，不同的理性主义坐标完全可能导致不同的理性化路向。因而，从某一观点来看是理性的东西，换一观点来看完全有可能是非理性的。譬如说新教的“宰制型理性主义”或“入世的禁欲理性主义”，儒教的“适应型理性主义”或“入世的人文理性主义”，道教的“巫术理性主义”，犹太教的“律法理性主义”和佛教的“出世理性主义”等。因而，各式各样的理性化早已经存在于生活的各个部门和文化的各个领域了；要想从文化史的观点来说明其差异的特征，就必须明了哪个部门被理性化了，以及是朝着哪个方向理性化的。[3]韦伯强调说：“这一简单的论点常常被人们所遗忘，现在我们应该把它放在每一篇试图讨论理性主义的论文的开头。”[4]
理性是人类的一种自觉性和自主的创造性，“理性主义是一个历史的概念”[5]。理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文化氛围下会呈现不同的形态和不同的发展路向。韦伯惊奇地发现，我们愈往上溯，愈能发现中国人及中国文化与西方的种种相似之处。古代的民间信仰、古代的隐逸者、最古老的诗歌《诗经》、古代的战斗君主、派别的对立、封建制度、战国时期的萌芽，所有这些被认为具有特色的，都比儒教中国的各种特质，要来得贴近西方的现象。因此，我们该考虑一下，许多原先被认为是中国基本的特质，有多大的可能性或者纯粹只是历史与文化影响下的产物。[6]
二、西方现代科学的特殊性及其起源
科学的进步是理性化过程的一部分，当然也是它最重要的一部分，这一过程我们已经历了数千年之久，而如今对这一过程一般都会给予十分消极的评判。韦伯认为首先要澄清一个事实：这种由科学和技术而产生的智力的理性化，是否意味着我们对我们的生存条件比印第安红人或霍屯督人有更多的了解呢？这很难说。理智化和理性化的增进，并不意味着人对生存条件的一般知识也随之增加。但这里含有另一层意义，即这样的知识或信念：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人们不必再像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那样，为了控制或祈求神灵而求助于魔法。技术和计算在发挥着这样的功效，而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理性化。[7]对于刚踏入近代门槛的人来说，科学意味着通向真正的自然之路，也是真正地通向之路，还不仅如此，韦伯认为在严密的自然科学发展的那个年代，人们对科学有更高的期望，那就是找到一条通向上帝的可靠之路。但今天的人们还有谁相信科学能够教给我们一些有关世界意义的知识呢？即使有这样的意义，我们如何才能找到这种意义的线索？今天的天真的乐观主义者将科学——即在科学的基础上支配生活的技术——欢呼为通向幸福之路，但谁又会相信这样的幸福？自然科学是非宗教的，现在谁也不会从内心深处对此表示怀疑，无论他是否乐意承认这一点。[8]自从理性主义给世界除魅以来，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科学只是认为在它所能建构的范围内，掌握宇宙终极规律的知识是有价值的。至于科学所描绘的这个世界是否值得生存？它有某种“意义”？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意义的？科学也从来不提出这样的问题。[9]
今天，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它也不属于智者和哲人对世界意义所做的沉思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的历史中无可逃避的事实，只要我们忠于自己，我们便不可能摆脱这一事实。[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