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的诠释──析梅洛－庞蒂现象学的“肉体”概念
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Merleau-Ponty）是法国现象学思潮中的一个迷。这不仅是因为他过早地逝世，留下了一堆令人费解的手稿[1]，更因为即便是他在世时出版的完整巨著《知觉现象学》中，也存在着晦涩难懂的概念纽结。“暧昧性的”[2]这个称呼也许并非意在评价梅洛-庞蒂的哲学方法，而是针对其哲学结论而言的，但一种哲学的方法与它的结论又怎能不是密切相关的呢？也许正是这种相关使得施皮格伯格（H.;Spiegelberg）感叹梅洛－庞蒂的哲学著作中显示出的科学创作传统和气质并无助于人们更容易解他的著作。但是，不能否认，梅洛－庞蒂不仅是一个独创性很强的现象学哲学家，而且他的哲学倾向和理路也具有内在的连贯和一致性。这一看法，是本文的一个初始设定，同时又将在本文中得到支持：我们认为，走向一种以“肉体”概念为基础的现象学本体论，这就是梅洛－庞蒂全部哲学中的连贯性和它不断深入的线索。;一、起点：对反思的反思;
和这个世纪欧洲大陆上产生的其他有独创思辨精神的大哲学家们一样，梅洛－庞蒂的哲学思辨是从对古典时期以来的命运及其困难的关注和体察开始的。;
彻底的经验论，虽然在近代科学精神的孕育中有着深刻的积极意义，但在它的古典时期，就已经显示出它对于哲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被神圣地赋予的寻找人类精神和宇宙间事物的“阿基米得点”的使命来说只能是否定性的。揭示这一点，正是休谟在哲学史上留下的伟大的功绩。[3];
这个事实所造成的更大困难在于，在休谟的否定性理论中所包含着的东西，给任何涉及到自然因果性（例如表象之间的因果关联或实体、特别是生理实体之间的因果关联）的论证的可靠性设置了根本的障碍，从而使得任何借助于这种因果关系来摆脱休谟打击的企图都无法得逞。这个困难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后果：为康德所首创的，事实上在相当程度上被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体系所承袭了的先验哲学所遇到的最大困难，在于它似乎常常有一种自发地陷入心理主义的危险，而这种心理主义对于先验哲学系统之所以是一个极危险的“病症”，又在于它意味着这个系统涉及了自然因果关系，从而是无效的。人们可以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和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第二卷中看到这种病症的实例。[4];
在西方哲学的这种传统与问题中，胡塞尔的哲学的确占据了一个极特殊的重要地位。这一点被梅洛－庞蒂十分敏锐地看到了。他看到，作为一种先验哲学的现象学哲学似乎具有先验哲学话语系统的一般特性，即内在的绝对唯心论的特性。他概括说，“[现象学的]还原被表示为一种朝向先验意识的回归，在这种意识面前，世界在一种绝对的透明性中延展，通过统觉──哲学家[指胡塞尔——引注]担负着从它们的结果开始重建它们的使命──的一个系列而逐步被激活。”;这样一来，“世界就不过是‘意义世界（signification;monde）’，现象学的还原将成为在先验唯心论意义上的唯心主义”。[5];因此，它就面临着像康德的先验唯心论一样陷于反思性哲学（philosophie;réflexive）的一般困境的危险。即，一方面，无法真正地克服能指和所指，思想着的精神和被思想的世界之间的二元对立，因为它不得不“以一个‘我思我思’来支撑所有的‘我思’，然后再由‘我思我思我思’来支撑前者，如此下去……”以至无穷。[6];另一方面，更为显然的是，在这种先验系统中，主体间性问题与其说是被解决了，毋宁说是被忽视了。[7];然而，也正是在这里，梅洛-庞蒂看到了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与以往的，特别是康德的先验唯心论系统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仅在于胡塞尔（特别是在其后期）明确地提出了主体间性的问题，更在于在“回到事物本身”的现象学哲学研究纲领中，包含着一种在梅洛－庞蒂看来是排除一切经验（科学）主义和先验反思哲学的带有根本性的东西。“回到事物本身，也就是回到被认识惯常谈论的知识之前的那个世界，相对于这个世界，整个科学的规定性都是抽象的、符号化的和不能独立自在的，就如同地之相对于自然风光一样──在后者之中，我们首先知晓的是一片森林，一方草地和一条河流。”“这个[现象学]运动绝不等同于唯心主义地回归到意识；并且，它要求有一种纯粹的描述，这种描述既拒斥科学解释的程序，也拒斥反思分析的程序。”[8];这条道路贯彻到底，将达到并只能达到这样一个极简单而又深刻的结论：世界就在那里（在那里没有任何分析、抽绎和构造的精神活动）。如何理解并展示这样一个作为现象学哲学的基础的东西，一直是胡塞尔本人和所有现象学哲学家的努力之所在。[9];梅洛－庞蒂看到，首先，这种努力的性质本身即决定了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之路没有自我完成。并且，如果将还原之路与某种构成性思想相结合，这条道路将永无尽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梅洛－庞蒂指出：现象学“还原的最大的教益，就是完全还原的不可能性。”[10];其次，本质的还原（Réduction;éidétique）不是要将本质与存在相分离，相反，毋宁说是要将本质真正地建立在存在之上。“因此，不应问我们是否真地觉知到世界，而应相反地说：世界正是我所觉知的世界。”[11];“世界存在着”，“世界的这种事实性造成了世界的世界性（Weltlichkeit;der;Welt），使世界成其为世界。”因此，“本质的方法是一种现象学实证主义的方法，它将可能奠基于现实之上。”[12];一句话，存在先于本质，而不是相反。;
可见，梅洛－庞蒂对于胡塞尔现象学的诠释显然具有“存在化”的倾向。这一点梅洛－庞蒂本人亦不否认，他直言道：“现象学还原远非如人们以为的那样，是一种唯心哲学的程式，而是一种存在哲学的程式：海德格尔的‘存在于世界之中（In-der-Welt-Sein）’正显现在现象学还原的基础上。”[13];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对现象学的理解或诠释，梅洛－庞蒂强调了后期胡塞尔哲学中的一些概念，特别是所谓“生活世界（Lebenswelt）”的概念。[14];
梅洛－庞蒂既然是如此这般地在对古典时期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和问题的反思基础上构造自己的思想和哲学体系的，则他的哲学就不能不折射出这种传统和问题中深蕴着的隐秘性质，尽管他自己并没有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现象学对于人类认识的反思其实正是从笛卡儿以来古典哲学家的一条基本线索。[15];这条线索存在的根据和基本性质，在于反思本身不能使用实质上与被反思的人类认识所由以组成的（例如涉及自然因果概念的语言）同一类的语言，而在所有已偿试过的努力中可以看到，我们还没有找到一条在这个意义上突破人类“语言的囚笼”的道路。这种困难直接导致了我们在前面谈到的作为先验哲学系统的康德语言和胡塞尔语言中的“病症”。这种困难还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表述：如果我们坚持在反思性哲学中使用那种涉及自然因果概念的语言（理由是我们似乎别无选择），则我们最终将遇到对这种语言来说不可表达的东西，用梅洛-庞蒂的述语来说，即非与反思者（l’irréfléchi）。反思性的分析使用的是一种构成性的（constitutif）语言。它最终是不可能完全的。因为它在它的起点那里丧失了它的反思性。梅洛－庞蒂这样来描述这种境况：“我已经开始反思，而我的反思却是对一种非与反思者的反思”。[16];可以说，梅洛－庞蒂的哲学起点也恰恰在这里，在这个反思性哲学丧失了它的意识的规定性的地方。换言之，梅洛－庞蒂企图将这种非与反思者包容到其哲学的视域中去。这也是梅洛－庞蒂对胡塞尔现象学的诠释的内在机缘──这个诠释之最终对“生活世界”概念表现了极大的亲合性，乃是这一机缘的自然发现。[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