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在“全球化”时代里“文化认同”的危机与“儒家伦理观”的意
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1848)中预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大再生产会使所有现有的相互分割的关系宣告终结，甚至通过东西方的分裂，带来面向“一个”（世界）市场的一体化。这一预言，在“全球化”过程中, 可以说正在得到生动地证明。实际上，以电脑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的通过“国际互联网”(Internet)建立了全球性的情报网。它代替在限定地区社会里担任传统文化维持和情报信息流通的现有新闻媒体，使我们拥有了更加快速的通讯和情报收集手段。实际上，这种快速的情报交换和联系趋势,终于使不同民族和地区之间及文化空间的差异几乎变得无意义了。而且现在，极端产业化的结果带来了环境污染等,最终成为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自己的问题，而是共同生活的邻国之间的共同问题，同时也成为一个“地球村”,作为一个统一社群的全球必需同甘共苦，一起解决的共同面临的迫切问题了。通过“尖端技术通讯网的发展，低廉的运输费，无边境的自由贸易等”实现的这种“全球化”，作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靠近我们了。这样，地球上所有的国家急速合并为“一个”体制，不管自己愿不愿意，逐渐成为互相的近邻了。
但是，不管这种“全球化”的趋势多麽迅猛，我们也不能够把不同地域人们日常的“自我意识”和他们千百年来在同一文化空间里形成的传统文化意识，伦理道德观念以及他们所特有的语言, 习惯割裂开来进行讨论。在这里, 传统“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的多种多样的面貌与这种多样性日益被一种“普遍”样式，被“全球化”的体制所统合，这两者之间很自然地产生矛盾和紧张的态势。
作为全球化时代的“地球人”，我们必然要与不同地域的不同人们进行交往，这种不断的接触几乎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鉴于这种情况, 我们在这里将要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 在不同地区彼此互异的文化圈里, 面对文化的多样性，人们如何才能在“自己文化的认同”和“他民族文化”之间取得协调, 平衡和发展？ 这也是在“全球化”时代里必须重新把握的“文化认同”的议题。关于这种“全球化”时代中我们所面临的不断强化的“文化认同”或“儒家文化认同”的问题, 笔者将扼要地讲一讲以下几个。
1) “亚洲价值观”与“儒家式资本主义”的争论及其虚与实；
2) “近代”主义的膨胀以及“工具”理性所招来的悲剧；
3) 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及其与儒家之“美德伦理”的遭遇;
4) 对儒家“有机体论”的道德形而上学的重新评价.
II“亚洲价值观”与“儒家式资本主义”的争论及其虚与实
19世纪末日本在面向产业社会的发展中获得成功, 这几乎被视为例外的现象。本世纪70年代以来，亚洲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诸如，香港，新加坡，韩国等，迅速在世界市场上取得令人刮目的快速增长。这毕竟是与西方的发展模式所不同的“儒家式化”或“儒家式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这一事实遂成为西方学者的课题。在最近的经济和社会学界,“亚洲的价值” (Asian value)观念又成为一个被批判的对象，成为一个热点问题而不断被炒作. 究其理由, 是因为“亚洲价值”观念被认为与亚洲90年代以来的“经济危机”或“经济发展的挫折”有关。那麽, 这种争论的实质, 即这种争论的虚与实到底是什么呢？
在关于1990年代亚洲经济危机的诊断中，形形色色的所谓“亚洲价值观”的议论纷纷出笼。对于这些议论所显露出的真实面目, 我们不得不细心考察。这种议论究竟是一种对亚洲经济发展的“客观”基础上的真实的“学问”, 抑或是将西方的先进经济对亚洲的支配视为合理化的“意识形态”? 因为根据所谓“亚洲价值观”的见解，在亚洲不能合理运用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的根本原因, 最终在于儒家文化内在的父权制式的权威主义，“任人唯亲”(cronyism)的倾向，不透明的(组织)运营以及腐化的行为。
事实上，在自然和解的农业生产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传统社会里，如果说多数不拥有土地的农民,中小地主和少数匠人,商人阶层在社会最底层进行艰苦的生产活动的话，那么社会上层就有少数的“知识分子——官僚”作为其保护、指导、 监督的统治阶层。
这些儒家知识分子从小“古文”, 精通古典学问，通过科举成为官吏, 或者虽然以知识分子的身份留在乡里，但他们仍然具有影响民众的特权地位。这些主导，文化，行政的人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实现“民生”保障的和解上，以实现所谓的“大同”社会为其理想目标。而且这些“知识分子-官僚”被要求尽可能抑制自己的私欲, 具有为实现公益而服务的高尚的“道德”修养。象孟子所说的一样，“劳心者治人”与“劳力者治于人,” 相互之间形成社会分工关系，即“无君子, 莫治野人. 无野人, 莫养君子。” 因此每个人都在一个社群中互相结合为一体。超然于群体之外的—— 庄子时常赞扬的——独立的,孤立的“个人”总是作为危险“人物”, 而只能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正是在此意义上, 孔子高度评价了通过“仁”使人们和解的德(virtue)。按照朱子(1130-1200)的观点，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成为一个“大人”。讲述这些知识分子使命的《大学》总纲领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 在止於至善也”。“朱子”是这样解释的:
“大学者, 大人之学也. … 其本体之明, 则有未尝息者, 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 以复其初也. 新者, 革其旧之谓也. … 至善, 则事理当然之极也. … 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 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
因此, “知识分子-官僚”的文化,意识就在于克服自己的私心而实现社会正义的道德自觉，即“尊德性”; 而他们为实现“德性”所做的学问，即“道问学”。范仲淹(989-1052)曾这样描述这些知识分子的理想和气概: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他们在脑子里所构想的“理想社会秩序”，即过去很久以前的文明初期的理想君主尧, 舜时代实现过的，上下阶层完全协调一致的社会秩序。把体现不出他们这种,社会理想的当代现实视为充满危机的社会(即“天下无道”). 他们怀有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 即通过提高他们的道德伦理来克服社会的公共的“危机”，引导一个“有秩序的太平世(即“天下有道”)”。就是说，儒家传统社会里主导社会的“知识分子-官僚”追求的, 不是象近代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者那样, 把对个人权利的制度性保障或谋求增进社会物质生产的“功利主义”的追求放在第一位，而是要谋求实现一个“天下有道”的社会。因此, 以这样的社会上下等级的差异为前提，却要从知识分子伦理性的修养中寻求解决这种社会矛盾的，一种“伦理道德的,目的论的世界观”成为一种问题意识, 这种意识支配着近代资本主义以前的儒家文化圈里的社会学问。因此, 儒家的问题意识总是关注于克服“私欲”而实现“公共大义”的社会指导阶层(即儒家知识分子)的伦理意识。实际上，回顾我们的传统文化，强调“社会公益”的知识分子高度的伦理意识也反映在社会政治制度上。因此, 在任命官吏上“为防止“唯亲主义”(cronyism)和“关系主义”的<相避>制度无可争辩地存在着，甚至为防止君主独裁的<大谏>制度和<奏疏>制度也存在着”。这一点是今天揭露亚洲社会弊端的亚洲价值观论者皆未注意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