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分析哲学时代与英美－欧陆的哲学对话
一、分析哲学的终结与后分析哲学时代的来临
1993年，美国哲学家瑞彻发表了一篇颇有影响的报告《今日美国哲学》，[1]主要从哲学社会学角度深入剖析了1992年之前美国哲学的状况。他反复强调，当代美国哲学的特征是多样性和多元化，甚至是四分五裂、群雄割据和大杂烩，或者用更好听的措辞——百花齐放。就在十年前，理查德·罗蒂在同名文章中[2]谈到美国哲学的时候，描绘了二战后美国哲学从哲学活动的科学模式向政治模式的迈进，历史进路取代科学模式则成为竞相追逐的目标。而在罗蒂文章发表十年之后，在瑞彻看来，像18、19世纪德国哲学那样由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叔本华等“大鱼”构成的英雄时代，在北美哲学界已成为明日黄花，单个的哲学家顶多是有代表性的，而不是决定性的，甚至也无法用几个主要的潮流来描绘哲学的全景，因为这幅图景已成为由许多相互竞争的不同哲学进路组成的错综复杂的马赛克。到了这个时候，谁也不能说美国就是分析哲学的天下了，分析哲学、新实证主义、维特根斯坦哲学、诠释学、海德格尔哲学、实用主义都有广泛影响力的意识形态潮流。
如今距离瑞彻报告的发表也有十多年了，其间虽然发生了像911事件、美国保守主义思潮回潮等重要变化，但美国哲学界的基本面貌仍然符合瑞彻的考察。这就是说，美国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进入了“后分析哲学时代”。至于英国，虽然分析传统在那里要更牢固一些，但总体上也已衰落。而且，1960年年代，牛津大学是分析哲学运动无可置疑的中心，来自美国的哲学家对牛津哲学家顶礼膜拜；而此后，分析哲学运动的领导权确定无疑地跨过了大西洋，尽管没有哪个单独的美国大学像牛津大学那样曾经独领风骚。因此，美国哲学总体面貌的变化，可以表征当前英美哲学的基本趋向。
那么，分析哲学的终结意味着哲学发生了那些方面的变化呢？许多具有反思精神的哲学家都曾在总体上描述分析哲学的一般特征，其中最全面的总结之一当属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教授佩能伯格的分析[3]。在他看来，分析哲学源于对语言、科学、逻辑和分析的兴趣，对哲学问题热衷于系统性的进路，而不是历史性的脉络。早期分析哲学家往往以澄清概念的区分，用清晰流畅的语句表达这些区分而闻名，但现在这一情形发生了变化，分析哲学转向了它镜子里的反像，开始越来越像它曾经反对的那种哲学了。具体地说，如下八个标准可以区分出分析哲学（这里加上我们的补充和评论）。
（1.1）分析哲学与非分析哲学的区别在于前者对语言和意义问题表现出特殊的兴趣。我们可以为此举出两个典范性的论据。早在20世纪中期，赖尔就做过这样的评论：“可以把全神贯注于意义理论描述为20世纪盎格鲁－萨克森哲学和奥地利哲学的职业病。”[4]而达米特在《分析哲学的起源》中详细阐述了这个问题，提出了分析哲学的两个主要特征：一能够通过对语言的哲学阐释获得对思想的哲学阐释；二是综合性的阐释只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获得。[5]
（1.2）牛津大学的哈克提出，分析哲学家比他们的欧陆同事更偏爱字面意义上的“分析”，即“把某物分解为其构成成分”[6]，至少也是“概念的阐释”。
（1.3）分析哲学时常自诩具有清晰明快的风格，而常常与某些欧陆哲学著作阴郁晦涩、故弄玄虚的特征形成对比。追求概念、推理、表述的清晰性，力求区分意义与无意义，确实是分析哲学的特点。
（1.4）第四个标准与第三个关系密切，就清晰性而言，分析哲学家热衷于精细地定义他们使用的术语，区分术语的应用领域，阐明在何种意义上能够做出清楚的区分，如分析与综合，观察与理论，认知与非认知，科学与伪科学，元层次与对象层次等等。
（1.5）第五个标准亦与此相关，即为了追求清晰性，分析哲学家常常使用逻辑符号和公式，而欧陆哲学家似乎对此兴趣不大，他们更关心概念的可变性和流动性特征，许多人发现，如果把他们的思想转换成命题逻辑或谓词逻辑的形式，会使之成为微不足道的工作，甚至导致想像的贫乏和思想的枯萎。
（1.6）分析哲学对经验科学的高度评价，他们热衷于夸耀与实验科学家的密切关系，感到科学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合格证，使他们的发现能够得到客观的验证，而不是空虚的思辨的产物。这在一定意义上被称为科学主义。
（1.7）在内容和主题上，分析哲学家要求有所选择，或者说避开某些主题，例如，形而上学的、社会政治的和宗教的。
（1.8）分析哲学家对哲学史、历史问题不感兴趣，这一点被称为非历史特性、无历史感。
然而，许多人包括佩能伯格都已注意到，至少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英美哲学界的情形，甚至是分析哲学的情形已经完全与上述标准不同了，甚至走向了反面。兹举几例。
（2.1）许多当代分析哲学家感兴趣的不再是语言，而是认知，“语言转向”似乎要被“认知转向”（cognitive turn）所取代了，现在的意义理论很少像往日的逻辑或语言研究了，常常更接近于对心理表象和认知的心理学考察。我们似乎可以说，现在是心灵哲学－认知科学走红的时代。然而，按照分析传统共同的立场，思想只能通过思想在语言中的表达来确定和个体化，而且可以独立于语言的结构而能被理解的思想结构之类的东西，根本不存在。认知科学家渴求的目标恰恰完全与这一语言分析哲学的根本原则背道而驰。[7]
（2.2）现在许多哲学家不再把分析理解为分解，而是采取了语境论的进路（the contextual approach），流行的口号也从“分析”和“原子主义”，变成了“综合”和“整体论”，诸如意义整体论、确证整体论、解释整体论、认识论的整体论、实用主义的整体论、功能性质的整体论大行其道。
（2.3）清晰易懂也不再是分析哲学家的专利，许多非分析哲学的著作照样清晰流畅，而近来许多分析哲学著作的风格却不易理解。巴斯摩尔在《哲学百年》的补编《新近哲学家》中，就对“难以捉摸的”戴维森和“令人生畏”的达米特发出了抱怨。[8]
（2.4）更重要的是，分析哲学的自身的基本概念也具有模糊性，或者用维特根斯坦的方法说是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概念，使哲学家的分析工作消失为稀薄的空气。
（2.5）哲学与逻辑的关联越来越弱，逻辑已经从它的发源地哲学迁移出来，而向数学和信息学扩散。
（2.6）分析哲学越来越重视对哲学史的研究，因为哲学本身是具有历史性的理解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