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与亚洲语言之双重关系探究
【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对海德格尔与亚洲语言之双重关系的复杂性做出尽量公允并具有说服力的评估。大部分海德格尔的相关论述出现在德文文献中，几乎从未被研究。本文首次对有关资料进行合乎情理的论述。此外，本文揭示海德格尔与亚洲语言两度鲜为人知的相遇。一次是1960年，他询问梵文中对应于“存在”、“存在者”、“揭蔽”、“遗忘”等的哲学术语。另一次则是1958年他与日本学者久松真一在弗莱堡共同主持的“艺术与思想”论坛，其中他问及日文中关于“艺术”的词语。
【关 键 词】本体论层面的阻隔/二元形而上学/全球化/梵文关于存在的词语/芸道
在海德格尔关于东西方对话问题的思考中，语言问题始终都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①。在写于1955年的《关于存在的问题》一文中，他提及欧洲语言和东亚语言之间“可能展开对话的领域”，并认为，“任何一方都不可能仅依靠自身而开启这个领域”②。在构思于1953至1954年间、发表于1959年的名篇《关于语言的对话——在一个探问者和一个日本人之间》中，他表达了这样的关切：他所描述的语言本质是否“也”能确切地传达东亚语言的本质，是否能有某种可以为东西方对话的开启而奠基的语言本质③。以下这段言论几乎从未被关注海德格尔与亚洲思想之关系的学者们所知：“有一个话题于我而言是不可避免的：言说与书写；有关东西方对话的本质性问题在涉及这一话题时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而广义上的意指和意象问题也能够(藉此)被带入敞开之中。”④
这段言论出现在海德格尔于1955年4月6日写给巴伐利亚美术学院主席E·普利多里斯(Emil Pretorius)的信中。在此之前，普利多里斯曾邀请海德格尔在名为“语言”的演讲系列中做过一次讲座。诸多文字和事例表明，海德格尔曾就涉及亚洲语言的相关问题做出严肃认真的思考，然而，纷繁复杂的思绪和关切交错于其言谈之中，犹如没有头绪的乱麻，剪不断，理还乱。一方面，他表示，亚洲语言丝毫不可了解，由于巨大的语言差距，他不可能真正地把亚洲思想纳入其哲学道路之中。另一方面，他探询日文、中文和梵文中与他思想中的一些“奠基词”(Grundwort)相呼应的词语；这些奠基词对于开启西方思想另一启始具有重要意义。诸如此类的征兆和迹象指向相反的似乎不可调和的有关海德格尔与亚洲语言的关系问题的观点。
本文旨在对海德格尔关于亚洲语言的思考做出尽量公允而具有说服力的评估。大部分海德格尔的有关论述出现在德文文献之中，几乎从未被整理和探讨过。本文的贡献之一是在对相关资料进行合乎情理之论述的基础上，试图对这个海德格尔研究中尚未触及的问题做出初步的阐明。此外，本文揭示海德格尔与亚洲语言两次鲜为人知的相遇。一次是1960年海德格尔询问梵语中对应于“存在”、“存在者”、“揭蔽”、“遗忘”等术语的词语。另一次则是在1958年5月18日在弗莱堡与日本学者久松真一(Hisamatsu Shinichi)共同主持的“艺术与思想”的论坛上，海德格尔询问日文中关于艺术的古语。
一、本体论层面的阻隔？
在1955年6月30日致其友人、瑞士精神病专家M·伯斯(Medard Boss)的信中，海德格尔表示，“而今我感到诧异的是，多年前我竟然敢于发表那次关于语言的演讲，它最大的遗漏是缺乏充足讨论东亚语言的可能性”⑤。海德格尔对当年所做的演讲表示了遗憾之情，他把这一缺憾称为“最大的遗漏”。一个直截了当而似乎天真的问题是：如果海德格尔认为讨论东亚语言具有重大意义，那么，为何他从未认真地系统学习这些语言中的任何一门呢？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直截了当的回答是：这些语言是如此难学，以至于大部分西方知识分子都无法学会。海德格尔本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回答的。在1966年致曾经翻译过《存在与时间》的日本学者松田慶紀(Matsuo Keikichi)的信中⑥，他说：“因为我们欧洲人通常都无法掌握日文，所以必要的相互理解遗憾地只是来自一边”⑦。此处，海德格尔指出欧洲人大多不通日文，因而不了解日本传统的情形。但他清楚地知道，日本学者正急于消化、吸收西学，并试图以西方概念系统来考察日本传统文化⑧，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学者对其自身传统的理解亦可谓是单边的。
1969年11月17—21日，庆贺海德格尔80寿辰的“海德格尔与东方思想”研讨会在夏威夷火奴鲁鲁召开。海德格尔在致会议组织者的信中再次强调西方学者未能掌握东方语言这一事实：
一次又一次地，我看到与对我们而言为东方世界的思想家展开对话的迫切性。依我之见，这项事业中最大的困难在于：除了极少的情况之外，不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都没有对东方语言的掌握。……希望你们的会议在这种岌岌可危(milich)的境况下仍能取得成效。⑨
海德格尔认为与东方世界的思想家展开对话的“最大的困难”是缺乏对东方语言的掌握。这个论断于当时哲学界的整体状况而言有一定的道理，而对于那次会议而言则是不恰当的，因为大多数与会者都同时掌握亚洲和西方两门以上语言。海德格尔为什么总是以一种悲观主义的口吻强调语言的鸿沟呢？我们可以猜测，他的言论并不仅仅只是对经验事实的观察。在对此做进一步的探究之前，笔者先补充一点背景情况。海德格尔这封信的主要部分在夏威夷会议上由组织者之一W·E·纳格利(Winfield E. Nagley)宣读，并以《会议致辞并宣读海德格尔来函》为题发表在《东西方哲学》特刊上⑩。然而，这封信的全文直至2000年才在《海德格尔全集》第16卷中面世，信是写给会议的另外一位组织者A·博格曼(A.Borgmann)的，其中的最后一段并没有发表在《东西方哲学》上，纳格利很可能也未在会议上朗读这一段。其中海德格尔说：“至于您所要求的欢迎辞和导言，我不得不恳求您的宽容能够免于此。我从各种各样的人物那里都收到这类要求，因此我不得不一概拒绝，以免获罪于他人”(11)。
看来夏威夷会议的组织者当然没有把海德格尔拒绝写欢迎辞和导言这件事透露给与会者。很可能在收到此信后，他们再度与他联系，因而，在落款日期为1969年10月29日的致博格曼的另外一封信中，海德格尔表示同意把上一封写于7月4日的信作为《对与会者的特别致意与谢忱》在会上宣读并且会后发表(12)。纳格利没有提及这第二封信。我们未能得知在11月17日召开会议之际他们是否已经收到了这封信。
另外一次关于东亚语言无法掌握的言论是海德格尔在1952年8月30日与H·赫克(Hellmuth Hecker)的谈话中所说的。赫克是汉堡大学哲学教授，研究禅宗的专家。他在一篇题为《与海德格尔散步》的短文中记录了这次谈话，发表于W·哈提克(Willfred Hartig)的专著《佛之教诲与海德格尔：献给20世纪思想之东西方对话》。其中一段谈话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