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基础理论的重大问题研究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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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基础理论的重大问题研究”系2001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这一项课题的提出基于我们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现状的一些基本认识和估计：中国当代文学基础理论现今已进入第三个发展时期。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反映论为核心的文学理论，在学术和学院教学体制内形成了一个坚固的范式和结构，长期规训着文学知识的生产、教育和传播。直至80年代，这种知识范式终于遭到了启蒙主义文学理论的强烈冲击，文学主体性和文学自律论长驱直入，分别占据了文学基础理论的要津。“主体”、“体验”、“表现”、“纯文学”、“文学性”、“回到文学本身”以及“文学的独立自足”等范畴和命题构成这一时期一系列激动人心的理论话语。一方面，主体性的论争风行一时，另一方面，韦勒克和沃伦——新批评阵营的骨干—— 的《文学理论》成为了80年代基础理论的范本。90年代以后，这些范式同样遭到了人文学科和文学现实的挑战。结构主义符号学消解了独立自足的主体概念，后结构主义又再度打开了文本的封闭结构，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语境进一步把文学问题引入一个更大的理论空间。传统的理论模式已经不够用了，一批重大的文学理论命题必须重新考察和定位。
我们首先讨论的一个重大命题是，在再现论、自律论和主体论之外，能否发现基础理论新的逻辑起点和论述焦点。这是构思的开始。许多理论家都认识到“语言学转向”是20世纪人文科学的一个重大事件，文学基础理论从中得到了哪些启示?我们对“话语”的类型、功能和文学话语的意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逐渐形成了这样的观点：话语类型不仅是语言史的产物，而且是社会史的产物。众多的话语类型组成一个扇形的社会话语光谱，这是社会文化意义的'配置方式，不同的话语类型承担着不同的功能。
作为社会话语的一种类型，文学话语具有什么特征、功能和意义?这成了思考的原点。话语分析是文学理论的焦点，话语分析正在成为文学理论的又一个入口——这是文学、语言与社会历史的交汇之地。话语分析从语言分析开始，但不止于语言，而是从语言背后再度发现话语与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的隐蔽联系，最终阐释它们之间的秘密结构和持久的互动。
在传统的文学基础理论体系之外，我们尝试建构一种新的提问逻辑—— 一种更接近人们文学经验的逻辑：作为一种虚构的话语，文学为什么具有特殊的魅力?谁组织了这种特殊的社会话语?这种话语又有哪些类型?历史上出现过哪些文学话语类型?现今，文学话语与社会历史、意识形态以及其他文化门类具有哪些联系?我们企图从一个新的人口进入，然后勾画出一个异于传统的基础理论地形图的轮廓，循序渐进之中，一步一步地提出问题，清理、总结、重新阐释文学基础理论的种种基本问题。
我们的理论旅行一开始就与两种相反的传统理论观念遭遇：自律与他律的两歧。这一分歧长期影响着人们对文学和文学理论的根本看法。我们认为，文学形式、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必须重新予以阐释，即从形式与意识形态的分离走向“形式的意识形态”的发现与建构。文学形式并非结构主义想象的静止结构。文学形式内部存在着不懈的巨大冲动。“陌生化”的文学形式将为种种未名的经验开启新的空间。这产生了双重的后果：文学可能代表意识形态对于种种未名的经验给予重新编码，也可能代表种种未名的经验挑战乃至修正意识形态。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把文学基础理论的种种问题放在以下五个部分里给予阐释。
第一部分“文学的构成”，从再现、符号、话语、作家、文本、文类、文学话语类型、修辞和媒介等范畴和层面重新阐释文学的构成问题，揭示文学符号、作家、文本、文类、修辞、媒介与话语系统、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我们的讨论形成了一些基本的观点：文学理论始终必须意识到文学符号对于认识“现实”的中介作用，而所谓的现实无法脱离特定符号的活动和形形色色的符号文本；文学话语具有虚构与陌生化的特征，虚构表明了话语与现实的脱节，陌生化意味着摆脱和反抗日常话语——在一个更为深刻的意义上，这显示了文学拒绝被现实同化的企图；作家是文学话语的生产者，这种生产受制于“话言系统”的同时也常常成为社会无意识的代理；“文本”概念的出场是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一场范式革命；既有的文类系统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文学话语的生产和接受，文类包含了强大的权力，作家被迫服从文类的成规，但文类建构的企图与瓦解文类的冲动如影随形；修辞是一种话语的技术加工和修饰，它介入了各种话语系统的纷杂网络；电子媒介已经对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既定的文学等级制遭到颠覆，作家身份必须重新界定。
第二部分“历史与理论”，从文学史意义和话语成规意义上论述经典、大众文学、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概念。在这一部分中，我们清理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些文学理论话语类型，着重讨论9o年代以后对于文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经典”概念和“大众文学问题”：经典的遴选与文学机构、文学制度密切相关，从历史话语的信誉到经典的形成，文学史很大程度地嵌人权力结构；“大众文学”是相对于经典而言的，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循环系统。中国大众文学的发展有着不同于西方的脉络，从“五四”到4o年代的大众文学论述混杂着大众与作家的两种关系模式：大众是作家的启蒙对象，大众是作家的导师。因而，大众文学具有迥异的涵义和功能；在商业社会，人们更倾向于将作家与读者的关系定位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
第三部分“文学与文化”，论述文学与意识形态、历史、社会、道德、思想和性别的复杂关系。这些讨论也产生了一些辩证的看法：文学在建构一种意识形态的同时，也产生出意识形态的批判和解构因素；文学的叙事受控于“历史”的叙述需要，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历史的构建”；传统文学社会学的地理与种族概念必须在全球化和后殖民批评的理论视域中重新阐释；历史与价值之间的丰富而纠缠不清的关系是文学兴趣的焦点；文学的思想和意义是不确定的，有着巨大的开放性，文学话语要求思想服从于形式的制约；“女性文学”不应被视为某种固定的本质主义的概念，而是一个流动的、不断生长的过程，其意义在于改写了传统的话语成规。
第四部分“批评与阐释”，讨论20世纪以来文学批评的几次重大转折：从作家为中心转移到作品为中心、读者为中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近期文学批评中“文化研究”兴起的原因和理论旨趣。文化研究的出现表明，文学正在多方面地嵌入社会生活，甚至成为种种主张和观念的依附对象和争夺对象，文学仍然可能产生巨大的感召力。但在文化研究的名义下，文学批评仍然要坚持文本和形式的研究。这一部分的讨论还关注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当代文学批评的关系问题：古代文论无疑是当代文论建设的一个重要资源，但它并未在一系列重大问题的阐述之中占据足够的分量，如何深刻地释放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隐藏的潜力，使其投入到文学现实的阐释实践之中。
第五部分“概念的阐释”，阐释一批活跃在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的关键性概念，力图在本土问题与异域理论的互动中，发现这些概念所隐含的时代文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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