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文化负熵的生态文化
摘 要：人类在创建人工自然的过程中，由于过度地开发、利用自然，产生了超额熵增，自然环境本身提供的负熵却不足以抵消与平衡，从而引起了生态危机。本文试图运用熵理论来解读这一现象，认为人类在积极寻找诸如“能源负熵”、“科技负熵”的同时，更应该在认识系统中引进“文化负熵”——生态文化来指导、规范人类的实践活动，促进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和有序发展。
关键词：熵；负熵；人工自然；生态文化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制约着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前进脚步。如何从文化观念上重新认识人类与人工自然的关系，延缓和减少自然环境熵增的速度，促进人、自然、社会的良性互动发展，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探索、寻找规律，从而能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去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以创造出丰富多彩、和谐统一的人工自然。
一、熵：一种新的世界观
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每当能量从一种状态转化到另一种状态时，我们就损失了能在将来用于做某种功的一定能量。这就是所谓的熵。熵的概念是表示能量总和的测度，熵是不能再被转化为做功的能量。熵的增加，意味着有效能量的贬值、退化或耗散。熵的概念表明，能量只能沿着一个方向转换，即从可利用到不可利用，从有效到无效，从有序到无序，从有用功到无用功，从有使用价值到无价值，从利用到污染。熵概念被广泛地应用于生命科学、系统科学、经济学、生态学、哲学、文学、艺术、历史学、语言学、宗教学等自然、生命、思维、社会各个领域中。
普利戈金对热力学第二定律进行了惊人的重新诠释，他创立的耗散结构理论所阐述的系统概念及其科学认识论，引起了全球思想界对传统科学思想和科学观念的反思，不仅是“改变科学本身的一个杠杆”，而且也是“迫使我们重新考察科学的目标、认识论、世界观的一个杠杆”[1]。 耗散结构理论指出，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通过与外界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可以从外界吸收负熵流抵消自身的熵产生，使系统的总熵保持不变或逐步减少，实现从无序向有序的转化，从而形成并维持一个低熵的非平衡态的有序结构。实际存在的系统大都是开放系统，例如自然界、生命体、人类社会、人类的认知系统等。
自组织理论告诉我们，系统的进化和退化是同存共生的。自然界既存在着大量的进化事实，也存在着大量的退化事实。系统的进化意味着有序度的提高，需要以负熵流的摄入作为代价，相当于把系统内部产生的熵转移到环境中去。也就是说，系统的进化和有序化是以环境中的某些方面的退化和无序化作为代价的。正如拉兹洛所指出：“在整个自然系统范围内，没有什么不受价值约束。自然系统全都尽可能地损害这个物质宇宙，向内部集聚秩序和可利用的能量，把无秩序和熵留给它们的环境。在环境走向衰败的同时，这些系统自己却保持稳定状态，甚至还能增长和增加它们自己的组织性。”[2]
熵从根本上揭示了人工自然演化过程中的客观规律，使人类看到自己的行为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互动的关系中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为什么会发生、应该怎样去做。熵，的确改变着人类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总体看法，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世界观。
二、人工自然超额熵增的文化根源
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需要不断从周围环境摄取能量和物质，同时也向周围环境排出废物，是以环境的更大熵增为代价来减少本身的熵。因此，只要有人类存在，自然环境的熵增是不可避免的。在天然自然或者是人类诞生的初期，由于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人类的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干扰和影响还是微不足道的。地球作为一个自组织系统通过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换，能够承受保持地球正常运行和演进所能容纳的熵流的最高极限，包括人类少量的能源开发、消费和废物的排放所产生的熵流。也就是说，大自然既能够向人类提供所需的熵流，同时又能分解处理人类排出的熵，这样人类的生存环境会处于某种稳定的状态之中。
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人类通过科技和生产实践活动大大改变了自然界的本来面貌，创造出日新月异、丰富多彩的人工自然。但是，人类在创造人工自然的过程中过度地开发、利用自然，如矿物燃料的过度使用，废水、废物、废气的大量排放，以及大面积森林砍伐，引起自然环境的超额熵增，超过了生态系统对熵增的调节的限度，全球生态系统失去平衡，进而导致生态环境恶化。人类创造了一个与自身相对立的人工自然。由于人工自然的生成与变革一方面受到自然规律的支配，另一方面受到人类文化的影响和制约。文化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的精神积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观念、意识形态的变化，对人类行为具有指导意义，不同的文化环境创立的人工自然的特点也不尽相同。全球环境危机实质上是人类的文化危机。因此，应从人类自身的文化深处去探究和追问危机的根源，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唯经济主义发展观。奉行的是一种简单、功利、线性的思维，片面追求经济的增长，用经济价值标准来衡量自然界一切物质的价值，度量人类实践的成败，把自然界看成是一个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天然宝库，是唯经济决定论，或称为经济万能论。亚当斯密把社会发展简单地归结为经济的增长过程，归结为人类不断地征服自然、获取物质财富的过程，追求效益是他奉行的格言。约翰洛克提出了所谓的“利益扩散理论”，个人财富积累越多，整个社会得益就越多，追求个人利益就是社会的唯一基础。现代的发展经济学理论，都把社会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将社会的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以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评判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可以用“发展=经济”这个公式概括这种发展模式。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经济增长已成为西方国家的‘世俗宗教’和‘政治溶剂’，成为个人动机的源泉，政治团体的基础，动员社会以实现共同目标的根据。”[3]工业经济时代把经济发展依托在大量消耗资源的基础上，人类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导致了外部环境的超额熵增，“极目四望，世界的熵已增大到惊人的程度”[4］185。
科技至上主义的科技观。在古代，人类的生存方式主要是自然生存，即依赖自然界所提供的自然物而生存。到了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尤其是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的伟大胜利使人类逐步形成了科学主义的世界观。笛卡儿、培根等人鼓吹“我们积累的财富越多，世界就必然越有秩序。而科学技术就是履行这个使命的工具”[4］24。现代社会，人类对科学技术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人类的生存从自然生存转向技术生存。人类陶醉于科学技术对自然的胜利中，由过去依附于自然变为能动地支配自然，由崇拜自然的力量转向崇拜人自身、崇拜人的理性——科技理性。在经济活动中唯科学主义、科技至上主义、科技决定论思想完全占据主导地位。认为科技万能，科技至上，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都能够用科技来解决，发展科技和提高技术物的功能是人类的最高目标。然而，里夫金告诫说：“由于环境的熵值已经提高，新的问题又要棘手得多。要维持与创造秩序的困难越来越大，代价越来越高。我们越是把技术扩散到整个文化中去，整个社会就越是支离破碎，熵的`增加也就越快，混乱程度也就越大。”[4］74
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在发挥人的创造力，改变人从属、依附于自然的地位，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等方面，有它的历史功绩。然而，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片面地凸现和张扬人的主体性，没有认识到主体性发挥应有的度。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天人二元对立，认为人类力量所向无敌，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驱使、征服自然，极力营造人工自然。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人类产生了傲立于尘寰之上的巨人感，大有普天下舍我其谁的霸气，违背自然规律，恣意“征服”、“主宰”自然。其次，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实际上还是形形色色的群体中心主义和个人中心主义。不同的利益主体往往以“小我”的利益和需要为尺度，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巧取豪夺自然界的负熵流，却丝毫不考虑这种行为对生态环境，对他人及后代人产生的影响。熵增原理告诫人类：自然界有其自身的发展界限，不能为人类提供取之不尽的资源和无限大的生存空间；夺取负熵是以加大其他环境的熵增为代价的。
三、负熵：消解人工自然无序的唯一途径
地球上生命体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不断从周围环境摄入低熵物质，排出高熵物质。要将地球生态环境维持在低熵水平，地球生态系统必须有负熵的来源。同样，人类社会也是一个开放系统，社会系统要维持内部的有序性与进化，必须依靠能量、负熵的输入。普利高津指出，系统的熵增量由系统内的熵增diS和来自外界环境的熵deS两部分组成，即dS=diS+deS, diS总是大于零，deS可以等于零，也可大于零或小于零。当系统为一开放系统时，系统的总熵便取决于熵增diS与负熵流deS竞争的结果。当deS小于零而其绝对值大于diS时，diS+deS＜0，即当系统从外界吸收的负熵的绝对值超过系统自身的熵增时，系统的总熵就会减小，使系统进入相对有序的状态。反之，系统会向着混乱有序的方向发展。因此，负熵是自然界中一切系统有序化和进化的唯一途径。量子力学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薛定谔于1944年最先提出负熵的概念，他认为一个生命有机体是在不断地增加着正熵，并趋于熵为极大值的状态，那就是死亡，要摆脱死亡，就是说要活着，唯一的办法就是从环境里不断汲取负熵去抵消体内正熵的增加，这样它才能维持自己的有序状态，避免退化到无序的死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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