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视觉新景与文化焦虑二人谈
1.视觉
金：当代社会科学与哲学文化正在发生一系列的“转向”，一系列新问题伴随着旧问题的消隐而凸现出来。美国学者W.J.P.米歇尔说，当下社会科学以及公共文化领域正在发生一种纷繁纠结的转型，而在当代哲学家的论述中，这种转向也是明白无误的。他把这一变化称为“图像转向”。那么，图像的转型转向哪里？这不是向幼稚的摹仿论、形象化再现或图象的辅助解说转变，也不是向主体客体相互对应的理论回归，更不是一种关于图像“在场”的玄学的死灰复燃；它是对图像的一种后语言学、后符号学的再发现。它从根本上动摇了长期以来由传播手段限定和形成的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向，即文字长期居于独霸地位的现实。而是把图像当作视觉性、机器、体制、话语、身体和喻形性之间的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综合体来加以研究。因为重要的现实是，图像现在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着文化的每一个层面，从最高深精微的哲学思考到大众媒介最为粗俗浅薄的生产制作，无一幸免。今天百姓的日常生活、信息的获取越来越多地是通过图像来达成的。所以，过去对图像的熟视无睹、不屑一顾、否定遏制或单纯批判都无济于事，现在，我们必须正视它并逐步建立一套新的视觉文化批评的话语机制。
陶：视觉文化或者可视性之所以在今天被人们看重，是因为实际上今天的人们就生活在视觉文化的现实中。的确当今人类的经验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视觉化和具象化了，人们更加关注视觉文化事件。在西方，正是对视觉图象及其效果的极度迷恋，产生了后现代文化。所以，一些专家断言：当文化成为视觉性之时，该文化最具后现代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视觉文化似乎已经成了区分当下与过去的分水岭。你看，通俗报业的图象化，电影和电视的数字图像化、后成像术的出现和医学成像术的发展，成了转换的标志，更不用说互联网无休止的图象轰炸了。因而继文化研究，怪异理论和黑人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之后，西方兴起了视觉文化这个时髦的、也有争议的研究交叉科学的新方法。视觉影像成了从事摄影、电影、电视、媒体研究、艺术史、社会学及其它视觉研究者共同关注的中心。
金：然而视觉图像的兴盛给我们造成了一个错觉：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化突然间一窝蜂地在屏幕上重演最为古老的图像机制，似乎人们回到了人类童年的岩画或象形文字的时代。这当然是不合乎事实的。视觉图像是在当代高新科技的基础上发生的人类划时代的媒介革命的表征，是当代最重大的世界性文化事件，是人类文明进入一个新纪元的显著标志。这种转向以当代高新技术：电脑辅助设计、合成全息照相、飞机模拟器、电脑动画、数码摄影摄像、机器人图像识别、射线跟踪、文本图绘、运动控制、磁共振成像、以及多谱感应器等一系列先进科技手段为平台，在各种艺术电影、电视、绘画、摄影、摄像、广告以及娱乐、游戏、日常生活中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新的视觉图像文明。所以，无论图像转向是什么，它都不会是向远古时代的图象转向，也不是向幼稚的摹仿论，或传统的再现理论的回归，更不是一种关于图像“在场”的玄学的老调重弹；它更应该是信息传媒革命时代对图像的一种建立在新的语言符号基础上的新创造。在我们的社会逐步走向消费社会的今天，观看行为（观看、注视、浏览，以及观察、监视与视觉快感的实践）可能与文字阅读的诸种形式（解密、解码、阐释、听等）是同等深奥的问题，而基于文本性的传统模式恐怕已经难以充分阐释视觉经验或“视觉识读能力”。尽管过去的时代人们一直用图像来表征存在的事物，但是它现在则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着文化的每一个层面，从最为高深精微的哲学思考到大众媒介最为粗俗浅薄的生产制作。
陶：这种被广泛认可的视觉的全球化，要求新的解释手段。同时，为了说明“视觉转向”，这种向后现代状况的转变也要求对现代主义和现代性重新做出历史性阐释。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认为，视觉文化不依赖图像，而是依赖对存在的图像化或视觉化这一现代趋势。如果说人文科学中真的发生了一种图像转向，那么艺术史将会发现其理论的边缘会转化到学术中心的位置，会呈现为一种挑战，这就需要对其主要的理论客体——视觉表征——进行研究和评述，展开更宽阔的学科间的碰撞与交融，并将之推及人文科学的其它学科。
视觉图象不仅是信息和大众文化的媒介，它还有一种感官感受的直接性，这是印刷媒介望尘莫及的：正是这一特征使得各种视觉形象与语言文字文本截然不同。这与简单性决非一回事，相反它使人们第一眼看到它时就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这一点是文字印刷文本不可比拟的。
2.个案
金：相对而言，国内的文化研究需要从两个方面突破，这就是深刻的逻辑的形而上理论思辩和直面现实的细致具体的“个案”研究。也就是我们积极主张和推动的“顶天”或立地的两种方式。所谓顶天是指那种深刻的形而上的理论创新，注重思维的概念和逻辑的严密推演：所谓立地，是指那种田野的、现实的、具体的有代表意义的个案研究。那种不上不下、既无形而上，也无形而下，既无细致的学理梳理，也无理论概念的思维的逻辑推演，又无细致的个案“深描”，却动辄要建构一个体系，列出1、2、3、4，随意遽下论断，再辅之以例证的简单枚举，这种普遍泛滥的论文“格式”，确实需要改变改变了。
陶：是的。当前，“文化研究”的理论探讨非常多，做个案分析和个案研究的却非常少。这与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个案研究在当代西方的“文化研究”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在中国的文化批评中却很少运用。这一方面是由于先前的批评范式只关注宏观整体的研究，习惯于从普遍性、一般性的角度来把握文化对象；另一方面，也由于我们还不大会用个案研究的方法（特别是考虑到在今天中国从事文化研究的主要还是一些文艺学专业出身的研究人员，出身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反而很少）。中国的人文学界长期以来习惯于在抽象理论的层面上打转转，把西方的各种理论比较来比较去，试图这样来进行理论上的创新。现在看来这样的理论创新之路是头不通的，是一条死胡同。尤其是考虑到：我们今天所谓“理论”主要是从西方介绍的，而西方的理论是产生于西方的语境中，带有自己特定的问题意识与理论传统，很难与中国的实际完全吻合。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一种新理论的生长点不是在书房而是在“田野”，国外人类学与社会学中非常流行的“田野作业”(field work)在中国一直是薄弱的环节。实际上即使是在西方，理论创新的途径也常常是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的。比如布迪厄是在阿尔及利亚的田野研究中发现了此前的人类学中一系列二元对立模式无法解释那里的经验事实，这促使他创造出一套以“场域”“习性”“文化资本”等一系列概念为核心，旨在打破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社会理论。这个经验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我们只有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个案研究中才能发现西方理论是否适用中国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从而在中国本土经验的特殊性中检验西方的理论并建立自己的理论。这是我们提倡个案研究的主要原因之一。
金：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每期都要发表几篇个案研究的文章并作为重点推出。这期我们分别选择了中外学者的三个成果：汉密尔顿的《法国平民主义摄影》，徐旭的《狂欢在秋雨中的身体》以及程文超的《波鞋与流行文化中的权利关系》。汉密尔顿是著名的英国文化研究家，我们这次选择的是他的平民主义摄影研究，分析不管深刻与否，却具有方法论上的借鉴意义，让我们看到西方学者的文化研究个案是怎样做的。徐旭的《狂欢在秋雨中的身体》也是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在批判性地吸收西方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理论的基础上，把第二届金鹰电视节电视直播节目作为一个独立的大众文化生产事件的个案，一个特定的文本，予以再生产式的解读。在解读过程中，又把意义的编码与解码，作为解读的与分析的重点：而力图把隐藏在事件背后的各种利益主体的意义诉求挖掘出来则是其主旨。身体与狂欢，编码与解码，这两对西方大众文化研究理论中的经典范畴，被文章借用为描述与分析这一具有乌托邦性质的事件或文本的关键词。在积极看待中国大众传媒的立场变革的同时，文章也对他们的前景表示了某种担忧。
陶：文化研究的巨大魅力之一，是对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的再审视和批判性解读。程文超的《波鞋与流行文化中的权力关系》就很有意思。“波(BALL)鞋”不就是球鞋吗？为什么不能叫球鞋呢？作者通过对解放鞋与波鞋的解读，来讨论我国几十年来的政治权力关系和经济权力关系的变革。在这两种权力关系中，我们都看到了等级、特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观念。而这两种权力关系的展开也只能在一定的社会语境和社会时尚中运行，才能实现其全部功能。文章写得轻松，值得一阅。
3.权力
金：我们新编的《文化研究》中除了视觉文化研究专题之外还有两组文章很有意思。一组主要是关于文化与权力关系的。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的〈市场、文化、权力：中国第二次“文化革命”的形成〉是一篇西方的中国研究者写的探讨全球化条件下当下中国文化的文章。德里克试图通过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的对话来思考关于资本主义市场全球化所产生的文化同质化／异质化问题。作者认为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只有在意识形态或者信仰的基础上才能够回答。作者强调了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总体逻辑：资本的现代化为那些原先曾经站在外围的人（社会）参加全球经济实践提供了可能性。资本主义的代理人不再仅仅是欧美人，而是全世界范围内所有社会中的本地人。这种新的关系激活了同质化／异质化：在这里异质化被用作确认身份的手段—但仅仅是在由资本的同质性所设定的范围之内，对于资本的同质性，已不存在一个可以想象的外部。但这种强调并不是说未来几乎是被决定了的，不可能设想资本主义之外的任何位置。相反，作者对同质化／异质化公式的批评正是因为它是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内思考同一性和差异性问题的，因而它本身也变成了思考对于现在的根本替代的障碍。资本的支配既不是无所不包的也不是天衣无缝的。全球化不仅生产出全球化综合，也生产出全球化分裂。资本的矛盾提供了一个空间，然而，在这个空间内又有其外部。在这里，仍然有设想资本主义之外的其他选择的可能性，虽然与早先的反抗运动不同。
陶：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是西方研究的重要课题。也可以说，从权力关系、权力斗争的角度理解文化，不再把文化理解为人类普遍的审美意识的体现或自主的艺术－审美领域，是文化研究区别于传统的文化批评的重要特点。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化不是具有跨时空永恒价值的高级文化的同义语，而是各种社会力量争夺的斗争场域。所以文化研究不是不是通过参照文本的内在的或永恒的价值，而是通过勘定社会权力关系的总体地图，来解释文化的差异与实践。而文化研究的批判立场与边缘立场更决定了它对于弱者的抵抗文化给予美国学者詹姆斯·斯考特关于弱者抵抗的理论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研究的重要发展之一。徐贲的《弱者的抵抗》对此进行了介绍与述评。斯考特研究的是在强制性统治和被统治关系中形成的公开的社会服从和隐秘的弱者抵抗。公开的服从形式（斯考特称之为“公开语本”）往往掩盖着处于不平等权利关系中的弱者怨恨、愤懑和反抗（斯考特称之为“隐蔽语本”），后者也因此而往往被社会文化研究者所忽视。针对这一欠缺，斯考特把社会文化研究的重点放在被统治者的“外线政治”上。这种由弱者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外线政治极富创造性。文章讨论了斯考特所揭示的它的一些重要方面，其中包括它的特殊社会空间，它的另类价值理念，它的异见亚文化，它的伪装形式以及它的不张扬、不显荣的抵抗。读者自会结合中国现实中国语境予以解读。
金：与权力概念紧密相关的是意识形态概念。这个概念恐怕是20世纪最令人困惑的概念之一。它是19世纪以来社会科学最重大的发现之一。自从19世纪中期马克思发现了这一“引力场”，此项“发现”就被称之为当代思想界“哥白尼式的革命”的一个里程碑（詹姆逊语）。近年来，随着意识形态概念解释和运用的多样化，传统的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解释产生了指义危机，许多论文乃至辩难中谈论的意识形态含义并不一致，甚至相去甚远。这期发表的香港学者肖小穗的《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的再现系统》一文在讨论了各种对意识形态这一关键概念所进行的论述之后，从文化研究角度提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是权力关系的再现系统”的观点，颇具启发意义。
陶：文化研究的对象是十分广泛的，几乎没有边界。我们看到的国内文化研究的成果关注当今的较多，从历史转折的角度进行回溯研究的少。这一辑我们特别推出了周小仪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消费文化》。文章分析了20世纪20-30年代一批中国现代作家、批评家提出的“生活艺术化”的主张。他们认为，只有在艺术中人才是自由的和完整的，因此企图以艺术法则来改造人生，进而改造社会。但是文章意味深长地指出，在实际生活中，生活的艺术化并非意味着感性的解放；相反，在资本的参与与渗透下，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表现出工具理性对人更为彻底的操控。惟美主义的解放工程最后被消费主义所销蚀与同化。
金：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最近几年它得到社会理论家、美学家与文化研究者的共同关注。审美化已经成了当代社会日常生活的组织化原则，而有趣的是，当年的张竞生已经以美的名义设计了我们今天称之为“大型购物中心”的场所：“由公家在每个地方上设立许多宏大美丽的商场”，并以穿着美丽的女性为售货员。“……一切普通人由此时时得到新鲜美丽的眼福与物品。”所以，作者认为我国20-30年代的惟美主义者所倡导的生活审美化、人生艺术化等等现代主义观念从根本上说是为审美的物化与艺术的商品化扫平了道路，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我倒不大同意周小仪的观点。用一种新的时代境况下建立起来的新的范式、新的视角、新的话语回视历史上的文化事件，必然会产生不同于过去的观念。但如果新的研究仍然沿用过去的理论范式的框架和思维方式，它的贡献或创新就会大打折扣。
陶：是的，今天社会的'审美活动已经大大不同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的界限和范围，从某种程度上看，今天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雕塑等经典的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泛艺术门类的活动。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乃至环境设计、城市规划、居室装修等。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如中国美术馆、北京音乐厅、首都剧场等），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之中。可以说，今天的审美艺术活动更多地发生在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与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严格界限的社会空间与生活场所。在这些场所中，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和社交活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对于我们从事文艺学研究的人来说，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现象是不可回避的任务，这是文艺学走向范式转换的极好的机遇，也是文化研究与文艺学有机结合的一个很好的契机。关于这个问题我在《浙江社会科学》今年第一期已经专文论述，大家可以参看。
金：新千年的开始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估价文化在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机会。21世纪将会目击我们（作为消费者、观众和公众）利用文化资源的方式的空前的变化。文化被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方式将越来越取决于技术创新和全球化市场。澳大利亚学者金迈克(Michael Keane)的论文《阿多诺的绝望：大众文化如何重振其创造性》就从新的视角看待大众文化。他认为，文化研究的这一概念将与法兰克福批判文化理论学派分道扬镳，甚至背道而驰。大众文化将被严肃地作为一种产业来进行思考——一个可以提供就业、培训、出口税收和外汇的产业。金迈克断定，这将会使阿多诺“死不瞑目”。这位提出“文化工业”这一术语的人一定会对文化技术权威(cultural technocrats)手中大众文化的复原以及文化产业(cultural industries)、版权产业(copyright industries)、节目产业(content industries)和创造性产业(creative industries)等新名词感到绝望。新术语“文化产业”避免了知识分子的排他性自负。由于这一点，在对媒体的符号权力及其在社会中的基本构成进行批评性估价的同时，它具有与经验主义地理解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交战的能力。
4.身体
陶：对于身体的呵护与管理是今天的消费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也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现象。政治、经济与文化分别在今天人们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的管理与呵护方式上刻下了自己深刻的印记，成为它们共同书写的对象。福科等后现代批判理论家都十分注意在身体的管理中寻找现代社会的权力印记。上一辑我们曾发表意大利学者库尔提的《书写妇女，书写身体》，探讨当代社会对人的肉身，特别是女性身体的关注与解读。本期我们继续讨论相关问题。这组文章包括美国作者苏姗·鲍德的《解读苗条的身体》和林达·尼德的《女性的身体：艺术淫秽和性》。《解读苗条的身体》是一篇关于当代人类对苗条的现代希求的分析报告。人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就背叛了初民时代对女性“巨腹乳房”的崇拜与追求，放弃了更符合人性的“以肥为美”的审美标准，而转向对“苗条”的反常的极端的永无止境的残酷追逐乃至折磨。在当今世界，“苗条的焦虑”与“苗条的暴政”一起登场，由之，一系列的时尚文化观念、传媒节目、瘦身的技术、药品和围绕着它而建立的庞大而多样的工业企业构成了我们时代的耀眼的风景，这一切都缘于女性的身体能带给人们特别是男性世界“纯洁的愉悦”、“刺激性的快感”或“淫秽”、赤裸裸的“性诱惑”。因此，如何划定审美与色情二者的边界，并进而实施控制便构成了我们时代社会必须关注的课题，也构成了林达·尼德论文的中心议题。
金：在这一期《文化研究》中我们还进行了一个新的尝试，即建立了一座文化研究的资料库。新建嘛，资料还不多，好在进出方便，取用容易。饭还是要一口一口吃，资料要一点一点建，切莫着急哟。焦躁、焦灼或焦虑，似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通症，也许是我们的社会变化太快？也许是我们的欲望太多？也许是我们对落后与失败的集体恐惧感太深？也许是我们对成功与辉煌的民族性群体期待太甚太切？焦虑中有冲动，焦虑中有思索，焦虑中有变革，当然，焦虑中也有混乱、投机与罪恶。焦虑是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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