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东西方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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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有许多种，本文所指文化，是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东西方文化主要有两种声音，一种是完全的“西化”，反对一切东方文化传统。一种是完全的保守，认为东方文化高于西方文化之上。事实上，即使是完全“西化”的人，对于东方文化也是处于“日用而不知”的状态。人作为社会性的动物，都逃脱不了文化对他的烙印。在现代化甚至“后现代”都已经到来的时候，如何梳理我们的文化价值，使之跟上日新月异发展的物质世界，是一个问题。本文既是读书心得，也是本人在这个文化下生活了二十几年的心得体会。
一、东西方对于“神”的认识
庄子的“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可以笼统概括为东方人对于神的态度。如我前文所说，孔子的哲学即是对世俗世界的秩序安排，涉及的仅是这个经验世界。价值起源从何而来？西方人有“上帝”，东方人有“天”，所谓“天生丞民，有物有则”。但是西方人刨根问底，创造了一个物质世界以外的精神世界。古希腊神学虽然强调人之理性，但是理性并非万能的，理性也不是绝对的，在理性所无法涉及到的世界里，便有一个“上帝之城”的'存在。即使在科学发展的今天，科学家们依然相信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人只是用知识去认识这个世界罢了。
而东方思想则是“天道远，人道迩”。没有人刨根问底“天”是什么东西。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知气性者则知天”，即所谓“天由心生”“天人合一”。天既然是与人为一体的，那么自然没有必要去问天是什么东西，如一首歌里唱的，“天地只在我心中”。
这也可以从某个方面来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一是天与人的和谐，二是对于“天”的敬畏。中国人认为自然万物都有“性灵”，岂能刨根究底去问“为什么”？当然是一个“不可说，一说就破”的故事了。
西方世界灵肉分离，当两个世界因分裂而爆发时可及时治疗，这是“外症”。然而东方文化则是一种“内症”。我们没有一个如教会一般的地面上创造出来的神学组织可以去抨击，我们的文化渗透于我们的肌体骨髓里，隐而无形，但却无处不在。
二、对物质世界的认识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上帝之城”，西方人对理想的追求是孜孜不倦，东方人的理想，则是孔子的“礼运大同”世界。不同的是，西方人对于“人间世界”是消极的，而东方人则是积极的。既然有一个完美无缺的“上帝之城”，那么人间相比之下自然是逊色很多。除了上帝以外，任何人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人都是“有罪”的，需要到上帝面前去忏悔。然而我们既没有一个上帝之城，人间秩序自然是高于一切，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涂之人可以为禹”，这是对人间世界以及人性的一种积极的态度。包括孔子的礼运大同世界也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认为道德礼教高于法律秩序。这种观念未免是过于乐观与积极了。
但是这种观念却深入人心，渗透在我们的骨髓里。所以中国要建立民主制度，首先必须把政治从人伦秩序中划分出来。西方人说“我不相信天使，我只相信两个魔鬼之间签订的合约”、“如果人人都是天使，那还要政府干什么”，但是这种说法在东方是遭到唾弃的。西方人对于政治是一种恶的假设，因为人是“有罪”的，人性不可保障，所以当我们把权力交到谁手中时，同时我们要约束着他，制约着他。
东方政治则是“一团和气”、“积极”的。但是这种“和气”古今也有所不同。在封建时代，皇族“以家为国”，皇帝是“君父”，国家被看成是人伦关系的一个环节。但这君父也不代表最高的道德形象。孔子“以道事君”，孟子“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荀子“从道不从君”，都可以看出“道”高于“君”。所以皇帝亦要受到约束，儒家道统与君王政统的抗衡贯穿于整个封建时代。
简言之，西方把外在的社会规范与人内在的价值分离开来，而东方则合为一体。
三、自我与外在的关系
孔子的礼运大同社会就是一个人伦社会，人伦社会的首要问题是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本的有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这五伦。这五伦都是从个体出发协调与外在之间的联系。外有人伦社会，内有天人合一，所以东方人应该没有西方人对于存在的虚无感。西方人是完全抛弃客观世界寻找自我意识，甚至忘记自己的肉身，最后剩下一个“我思故我在”。东方人没有那样的疑问，他们可以从人伦关系中找到自我的存在，还可以从“一花一世界”中找到。
东方人强调修身养性的重要，认为人有内心价值自觉的能力，相信“天地万物只在我心中”，这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哲学，也是“不求进步”的哲学。东方哲学是“不可说，一说就破”，于是我们不再去询问“为什么”，询问显得无知。道可道，非常道，道究竟是什么，由你自己去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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