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流行文化研究路径与方法论文
我们今天所关注的当代中国流行文化，是指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生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契合并受市场规律支配，以城市大众为主体和主要消费对象，以流行和时尚为突出特征，以娱乐为基本功能，以现代生产方式生产经营，并通过大众传媒广泛传播的新型文化形态。显然，对流行文化这一当下复杂文化现象的理论探究，其研究路径与方法的选择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所谓“方法”，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从实践上或理论上把握历史与现实，为达到某种自觉目的而选择和采用的途径、手段、工具以及方式总和的指称。方法是由研究对象的特点、研究思路的选取和研究目的的设定等多种因素综合决定的。如果说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研究是一种“宏大叙事”，那么，我们把流行文化研究定位于中观研究，它所指涉的是宏观（一般）文化范畴里的一个中观问题。也就是说，这里预设的“问题域”既非日常化、琐碎化，亦非抽象化、宏观化，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美国社会学家默顿的“中层理论”、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场域”（fields）理论，为这一研究思路提供了理论注脚。从流行文化研究的技术层面看，中观的或场域的研究路径其明显的好处在于，有利于对研究对象的准确把握，可以在有限的论说中尽可能发挥研究者对论题的阐释力，使其研究更具有针对性、系统性和建设性。
必须指出，采取中观的或场域的研究策略，决不意味着对论题处理的简单化或顾此失彼。恰恰相反，由于当代中国流行文化生成机制与传播动力构成的复杂性，特别需要我们运用复杂系统与复杂性科学理论加以分析。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受经典科学理性主义认识方法论的影响，人们习惯于用一种“简化范式”来认识和解释世界，认为“现象世界的复杂性能够以及应该从简单的原理和普遍的规律出发加以消解。复杂性只是现实的表面现象，而简单性才构成它的本质。”①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发现，基于“简化范式”的认识具有“化简”和“割裂”两大弊端。为了克服简化范式的缺陷，法国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兰提出了“复杂范式”。复杂范式与中观或场域策略其实并不矛盾。运用复杂范式观照当代中国流行文化的生成机制与传播动力问题，可以拓展研究思路，使我们在对有限的或部分的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中，能够从单一的、静态的、二元的、线性的思维方法转向非线性的、联系的、多元的.、整合的思维方法。
当代流行文化研究路径与方法，并没有一套既定的模式。在笔者看来，除了一些常规研究路径与方法外，下面一些研究思路是特别需要重视的。
一、跨学科的方法——打破阻隔与间离的越界行动。
所谓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就是自觉地运用其他相关学科理论来研究本学科的特定研究对象的一种方法，目的在于通过运用跨学科理论工具更好地认识和把握特定研究对象的性质与运动规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这样一种趋势，即“要阐明和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主要问题，都需要从不止一个学科中选取材料、概念和方法。”②戴锦华指出：“作为一种朝向社会实践的文化实践，文化研究始终是一种越界行动。它拒绝恪守既有的学科建制与学科壁垒，它拒绝学院四壁高墙内的阻隔与间离。相反，它不拒绝一切既有的、可资使用的理论与文化资源。……如果说存在着文化研究的传统与精神，那么它正是跨越学院与学科壁垒，直面思想与社会的挑战”。③面对流行文化这一复杂的当下命题，就应该采取这样一种研究态度与方法。
严格地讲，跨学科本不归属一种特定的研究方法，而是更多地表示研究对象本身的特征。在此作为方法讨论是要强调流行文化本身的特殊性。当代中国流行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现实存在，它的孕育与发展不仅离不开特定的国际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市场环境以及消费环境，而且就其学理层面而言，它还置身于一个复杂的、具有前沿性的多学科交错的背景之中，比如批判理论、文化研究、女权主义、消费社会、后现代文化思潮等。值得注意的是，当代中国流行文化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民间文化乃至大众文化之间，呈现出既相互渗透、融合又相互冲撞、冒犯，甚至此消彼长的生存态势，对流行文化这一新的文化形态的把握已超越以往单一的文化艺术领域而具有了跨学科性质。就主要的方面而言，流行文化研究横跨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社会学、传播学、传播社会学、符号学以及文艺理论、文化研究、后现代理论等传统与新兴学科。简言之，对流行文化展开研究，任何单一的理论维度和阐释方法都存在局限性，只有多学科视野才可能奏效。
二、语境化和去语境化的方法——从文本还原到理论创生。
所谓语境（context），狭义指语言使用的上下文环境，但“在某种包罗万象的意味上，它可能用于描述更大的社会、政治与历史的情势与条件，某些行为、过程或事件就处于这些情境或环境之中，并被赋予意义”。④受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影响，以往有些研究往往缺乏自觉的语境意识，以至于因其不符合具体语境现实要求而失去了理论的解释效力。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认为，对于文本有两种解读方式，一种是高度“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的解读，另一种是“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的解读。前者力图从作者所处的具体社会语境中理解文本，尽可能将文本还原成作者的言说，从而领会作者的本意。后者则倾向于从解读者自身的问题关怀出发，从文本中发现可以运用于其他社会语境的思想资源。按照笔者的理解，⑤所谓语境化，简而言之就是指理论研究的历史化、过程化与地域化，就是强调发生学意义上理论生成的“此时此地”，也就是恩格斯所讲的“这一个”。而去语境化则是研究者自觉地经历一个使文本的言说“陌生化”，并由“陌生化”再到“重新熟悉化”即“重置语境”（recontextualization）的认识过程。也就是说，研究者先要自觉地将特定理论剥离出其生成的原始语境，使之成为一个“指向不明”的抽象言说，然后再将这一抽象言说放置研究者熟悉的语境之中加以重新语境化。这是对文本的一个有意“误读”的过程。同样一种文本，我们运用语境化和去语境化的方法加以处理，往往会有迥异的感悟、获得新的发现。
比如，运用语境化和去语境化方法解读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其作用与意义就十分明显。一方面，从历时性角度看，西方大众文化研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或言说方式，都有其时间与空间上的惟一性或特指性，都有其理论生成的历史场景与缘由。因此，当代中国流行文化研究者必须用语境化的方法，尽可能去探究西方理论生成的根源，把西方理论对大众文化的解读，直接还原于其生成的社会环境与学术背景中予以把握，力求品味其思想含义的原汁原味。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用发展的眼光与变通的策略看待西方学术思想，以拿来主义的文化态度，运用扬弃的思维方法，自觉剥离西方理论中与当今社会或中国现实不相适应的成分，取其精华，以应用于变化了的流行文化的当下情景，尤其是它在当代中国的实践。这就是要强调流行文化研究的中国化，要站在现实中国来认识和分析当下中国的流行文化现象，以区别于早期西方的、以“乌合之众”为预设的大众文化理论。一言以蔽之，语境化和去语境化既是一种研究方法，更是一种治学态度。
三、阐释的方法——成见是理解的前提。
阐释的方法源自阐释学（Hermeneutics，Hermeneutik）理论。阐释学又称“赫尔墨斯之学”。（赫尔墨斯Hermes是希腊神话中传达消息的信使神。他主要传达主神宙斯旨意，在把神旨传达人间或把神界语言翻译、转换为人间语言时要做一些解释性工作。）我们这里关注的当然不是阐释学的发展史，而是阐释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存在意义及其对我们的启示。在传统认识论中，“先见”或“偏见”一直是被人们努力铲除的对象，偏见与“理解”的关系成为势不两立、必欲两相决裂的关系。但本体论阐释学的创立者海德格尔的观点却与其相左，主张正是作为理解条件的“先见”使理解成为可能。他在《存在与时间》中写道：“我们之所以将某事理解为某事，其解释基点建立在先有、先见与先概念之上，解释决不是一种对显现于我们面前事物的没有先决因素的领悟。”⑥伽达默尔继承并发展了其老师海德格尔的先在结构本质观念，提出了“成见是理解的前提”，充分肯定解释者或读者在阐释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伽达默尔从胡塞尔现象学中借用了“视野”（Horizon）这一术语，认为理解活动乃是个人视野与历史视野的融合，超出了视野人们便一无所见。只有解释者的先见和被解释者的内容能够融合在一起，产生意义，才会出现真正的理解。一切理解都是一种阐释，那种只有一个“惟一正确的阐释”的说法是不合理的。⑦
阐释方法对于流行文化研究的有效性在于，流行文化是一种“文本性产品的生产”，它明显区别于“功能性产品的生产”（如汽车）。⑧因而，对流行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寻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马克斯·韦伯就坚持这一观点，他认为，社会文化领域不同于自然世界，研究前者的科学原则也不同于研究后者的科学原则。自然科学探讨的是规律性、因果性的关系与法则；而人的头脑是自由的，它不遵循自然界的法则。正因为如此，应当采用理解的方法或特殊化的方法，从内心理解去把握行为的意义。运用阐释的方法解读流行文化，就意味着有意也罢，无意也罢，反正这是一种“误读”。既然是误读，就必然需要“投入理解”（韦伯），就必然不具有解读的惟一性和真理性，就必然存在个人偏见。这就意味着流行文化研究不是在论证“科学道理”，而是要体现一种现实文化关切。
四、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方法——比较文学方法的有效移用。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存在的学科具有一百余年的历史，在其学科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包括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方法在内的众多富有特色的研究方法。借鉴和移用这些研究方法，对流行文化研究大有裨益。在比较文学中，影响研究是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学，包括作品、作家、文学思潮等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作为研究中心，关注的是某种影响因素实际展开的过程，以及不同因素之间此消彼长的相关性。平行研究是把并无直接关系的不同民族文学，在主题、题材、文体、情节、人物形象、风格特点等文学内部的诸多方面实际存在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作为研究重点，经过推理分析，得出有益的、往往又是具有某种规律性、理论性的结论。一般而言，影响研究有利于揭示研究对象的发展轨迹，平行研究有利于揭示研究对象的构成特征。把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结合起来，有利于对研究对象进行整体观照和全面考察。
在本人看来，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应囿于比较文学范畴，完全可以在一个更广泛的领域加以运用。就流行文化研究而言，对这两种方法的运用实际上是一种移用，已经部分地失掉了比较文学自身的话语特色，跳出了比较文学的框架，这种移用应该是有益的。从大的方面讲，探讨流行文化生成机制与传播动力本身就是一种影响研究，它要回答的是究竟哪些因素影响、推动和制约着流行文化。同样，有关流行文化与大众文化概念异同的历史考察与当代辨析，就是一种平行研究，它有助于对流行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异同得出理性判断。再如，由传播技术手段的不同所导致的文本呈现方式的差异对文本传播效果的影响；网络文学、影视文学与印刷文学的双向互动影响；对不同类型流行文化样态间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对比分析等，都可以运用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方法。［基金项目：天津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TJXC08——007）］
注释：
①埃德加·莫兰［法］：《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6页。
②赖特·米尔斯［美］：《社会学的想像力》，陈强等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53页。
③戴锦华：《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载［英］阿兰·斯威伍德著，冯建三译：《大众文化的神话》，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页。
④约翰·费斯克［美］等，李彬译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⑤崔欣、孙瑞祥：《语境化：大众文化研究的一个理论问题》，《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2003（3）。
⑥⑦转见金元浦：《接受反应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第66页。
⑧伯尔纳·吉安德隆［美］：《阿多诺遭遇凯迪拉克》，见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19页。
【当代流行文化研究路径与方法论文】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