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心理学图书的出版与学科发展研究
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的心理现象、精神功能和行为的科学，既是一门理论学科，也是一门应用学科。包括基础心理学与应用心理学两大领域。
摘要：民国时期，国内心理学的发展经历了创建期、发展期和低迷期，积累了一定的学术资源。而心理学图书的出版和传播，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心理学学科的阶段性发展状况。本文对民国时期心理学图书的出版情况进行梳理，并对当时心理学阶段性发展情况进行分析。
关键词：民国时期;图书出版;阶段性发展;心理学
20世纪初，心理学的引进与传播主要是以传教士为主体。进入民国后，心理学知识翻译和传播主要由留学生承担。20世纪20年代，我国心理学发展进入学科化时代;30年代后期，国内形势恶化，中国心理学发展举步维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心理学研究和教育才逐渐走上正轨。民国时期，心理学在得到一定发展的同时，也展开了在我国本土化工作和各分支学科的建设。这个时期，心理学图书见证了时代背景下学科发展的历程，对建构国人的心理学文化起到重要作用，推动了心理学学科的继续发展。
一、心理学图书年出版量佐证了心理学科的建立与发展
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以下简称《总书目》)收录的情况来看，心理学图书总计收录了560种。1912―1922年，心理学图书大约占出版总数的10%，共54种;1923―1937年，心理学图书占出版总数的64%，达349种，进入了一个高峰期;从1938 ―1949年，心理学图书出版量大幅下降，持续处于较低水平，一共出版140种，占出版总数的26%左右。由此可见，民国时期心理学图书各年出版量存在很大的差异。
1912―1922年，我国心理学学科未成体系，教授用书内容很简单。直到五四时期，中国现代心理学科才正式建立，大批欧美留学生归来，成了我国心理学学科的传播主体。1922年后，中国心理学学科进入发展时期，心理学工作者队伍逐渐扩大。在社会心理学、测量心理学等领域中，以留学生为主的中国职业心理学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开展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撰写了不少专业著作。同时，这一时期政局相对稳定，民营出版机构迅速崛起。在政策支持下，民营出版机构成了新学传播的积极主体，自觉担负起开启民智的文化使命。但随着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高校和学术团体纷纷内迁，建立不久的心理学学科发展受挫，心理学著作的出版也随之大大减少，心理学刊物基本停刊。根据《总书目》统计，这一时期，著者和出版者的多样性大大降低，心理学图书由发展期年平均23种下降至11种。
二、编著和译著促进了我国心理学本土化的发展
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西学东渐的过程，移植、吸收了西方心理学的特点，促进了西方心理学在我国的本土化。民国时期，我国本版的图书占出版总数的66%，引进版图书占34%。为了使心理学得到更好的发展，不少学者意识到本土化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开始了心理学本土化的主动探索。 在心理测验领域的实践探索中，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可称得上心理学本土化的典范。《总书目》收录了60多种关于教育测验类的书籍，反映了当时心理测量学科发展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这些书籍的出版反映了中国现代心理测验学科从式微到繁荣的发展过程。另外，儿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领域也涌现了一些富有创造性、高质量的著作，如陈立的《工业心理概观》、陈鹤琴的《儿童心理之研究》等。
总体而言，我国心理学基础理论主要以翻译西方著作为主，学理构建较为缺乏，仍集中在人事心理学等领域的应用推广本土化研究上，原创性专著较少，多为教科书的汇编之作。这充分说明引进西方先进的心理学研究仍是我国心理学发展的重要途径，对我国心理学发展有重要影响。根据《总书目》记载，从清末到20世纪20年代初，从日本引进的心理学图书有13种，占据我国引进书目的主要地位。1918年以后，美国成了对中国心理学影响最大的国家，从美国引进的各类心理学图书占了57%，达到107种。很多赴美深造的中国学生选择心理学专业，并成为我国心理学的主力军，因此中国心理学烙上了美国印记。
三、出版地域性反映出我国心理学的历史积淀和时势影响
民国时期，受政治局势的影响，心理学图书出版呈现出动态的地域变化格局，心理学出版和传播重心历经几次转移。分析《总书目》我们可以发现，心理学图书出版地域分布较为集中，基本集中在少数中心城市中。如上海、北京等城市约占据出版总数的90%，其中上海出版的图书占了总数的65%左右。由于出版历史积淀和交通便利的影响，民国时期上海是我国的出版中心，聚集了很多新式民营出版机构。如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不但具有庞大的发行系统，还具有强大的编译人才，出版的心理学图书达到203种，占全国出版总量的37%，并且翻译了一大批西方心理学经典原著，如《精神分析引论》《实验心理学史》等。它还大力资助了很多心理学家出版个人学术专著，如谢循初、张耀翔等。
抗战爆发后，高校和出版业遭受严重摧残，上海、北京等地的印书馆等和大批高校纷纷内迁。这一时期的心理学中心主要在昆明和重庆两地，其中重庆成了心理学科的.出版中心和传播中心，不但汇聚了大批出版机构，还聚集了中央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总书目》中收录了39种重庆出版的心理学图书，抗战时期出版的就达到32种。由此可见，学科发展和出版产业状况与时势紧密相连，也与地区历史积淀相关，地区学科发展水平和出版产业状况也影响了心理学图书出版的地域分布。
四、出版学科内容反映了心理学分支学科的发展脉络
民国时期，我国心理学的建立和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且不同时期中心理学概论、心理学各分支学科等图书的出版量变化具有一定的规律。从图书内容上来看，1912―1922年出版的心理学图书很少涉及心理学流派和其他分支，主要集中在心理学概论、教育心理学等内容上。20世纪初期，我国的心理学是教育学的一部分，教育心理学专著与心理学概论图书相似，主要介绍心理学通俗知识，大多数为师范用教科书，学术色彩较淡，图书编译质量也参差不齐。
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上心理学各派争鸣，在我国留学生的推动下，心理学几乎涉及所有重要的流派。如郭任远回国后，通过实验研究与著书立说等方式，不遗余力地宣传行为主义，掀起了一场关于本能的论战。郭任远提出了富有特色的理论观点，对中国现代心理学科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引起了国内外心理学界的强烈反响。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对格式塔学派也开始关注。如1934年萧孝嵘撰写的《格式塔心理学原理》一书，广受国内外心理学界好评，促进了格式塔学派在教育实践中的应用。随后，很多国外心理学被陆续介绍到中国，中国译介了很多西方机能心理学派人物的著作，如詹姆斯、伍德沃斯等人。从《总书目》收录情况看，收录的机能主义学派书籍达到了十余种。自此，我国心理学形成了一个繁荣的局面。1937―1949年，心理学各分支学科继续发展，应用心理学受到了空前的重视。一批心理学家认为，只有引进近代心理学，才能解决当时中国社会实际问题。如周先庚、萧孝嵘等都将目光转向了军事心理学。从《总书目》收录的情况看，收录的应用心理学范畴书籍达到213种。随着人事心理研究社等学术团体的研究实践，一系列军事心理学的研究和测验工作相继展开，一些高校心理学组织也参与了指挥军队人员选拔和心理测验工作中。从《总书目》的收录情况看，收录的军事心理学类书籍达到17种，为后世研究中国抗战时期应用心理学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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