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河东裴氏在文学方面的表现
作为历史悠久、学术文化积淀深厚的衣冠大族，河东裴氏不仅在史学方面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文学方面也有较突出的表现，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关于河东裴氏研究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参考。
引言
河东裴氏产生于春秋时期，崛起于两汉之际，发展并鼎盛于魏晋隋唐之时，是声名显赫的名门望族。涌现出众多名宦，文武兼有，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家族获得了强大的政治优势。此外，作为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衣冠大族，它在文化方面同样具有优势，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特征鲜明的家族文化。这些文化传统为家族的绵延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成为家族具有政治地位与社会威望的有力保障。可以说，河东裴氏所拥有的政治与文化优势，相得益彰，共同延续着家族的发展。不过，以往对于河东裴氏的研究多集中在政治、历史方面，文学方面的研究则以个案研究为主，而对家族整体的文学研究还很不充分。本文拟对河东裴氏在文学方面的表现做简单梳理，以期展示家族文学创作全貌，力求揭示家族文化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完善并深化家族研究。
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河东裴氏与文学
魏晋之际，河东裴氏已经发展成为高门望族，声振海内: “初，裴、王二族盛于魏晋之世”，且世人以“八裴方八王”品藻，276，“郁为盛门”[4]卷833，4654，这充分说明裴氏人才辈出，并为后世的家族子弟树立了典范。在此基础上，裴氏家族成员大都好学，博览坟籍，精通经史，且知名于世。裴秀，“少好学，有风操，”且“博学强记”;裴頠，“弘雅有远识，博学稽古，自少知名”; 裴楷，“博 涉 群 书”，“明 悟 有 识 量，弱 冠 知名”; 裴松之，年八岁，就学通《论语》、《毛诗》，且“博 览 坟 籍”[5]卷64，1698; 裴 骏，“通 涉 经史”[6]卷45，1020; 裴延俊，“涉猎坟史”[6]卷69，1529; 裴仲规，“少好经史”[6]卷69，1533; 裴佗，“少治《春秋杜氏》、《毛诗》、《周易》”[6]卷88，1906; 裴宽，“博涉群书”[7]卷38，1397;裴谳之，“七岁便勤学，早知名”[7]卷38，1386; 裴伯茂，“少有风望，学涉群书”[7]卷38，1381; 裴汉，“操尚弘雅，聪敏好学”。
这种嗜学、博学的风习逐渐发展为家族的优良传统，并且为文学人才的培育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年龄的增长、学识的积累以及阅历的增加，家族子弟具备了较高的文学素养，文学才能也逐渐显现出来，个别成员亦能以文学着称于世。如裴秀，“八岁能属文”，且“无文不该”; 裴敬宪，“五言之作，独擅于时，名声甚重，后进咸共宗慕之”，而且朝贤于河梁赋诗言别时，“以敬宪为最”，其文“有清丽之美”; 裴庄伯，“有文才”，21 岁时，“上《神龟颂》，时人异之。文笔与敬宪相亚”; 裴佗，“以文学显”; 裴泽，“颇有文学”; 裴伯茂，“文藻富赡”，曾作《豁情赋》、《迁都赋》; 裴景融，“笃学，好属文……虽才不称学，而缉缀无倦，文词泛滥”; 裴让之，“少好学，有文情”，被称为“能赋诗，裴让之”; 裴矩，“好学，颇爱文藻”;裴汉，“每良辰美景，必招引时彦，宴赏留连，间以篇什”。不仅如此，根据史书着录，创作成果颇丰: 《裴秀集》3 卷; 《裴楷集》2 卷; 《裴頠集》9 卷;《裴邈集》2 卷; 《裴松之集》30 卷; 《裴骃集》6 卷;《裴昭明集》9 卷; 《裴子野集》14 卷。可以说，此时裴氏家族的文学特性初步显示出来，并逐步形成代代相传的家学传统。
从现存作品来看，裴氏成员涉足的文学领域主要包括诗、文、赋、小说等。他们的文学创作基本上呈现出与时俱进的特点: 无论是作品的体裁、题材，抑或是作品的风格特点，基本能做到顺应时代潮流，随时代文化演变而演变。当然，裴氏家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亦不容忽视，它同样深刻地影响着成员的文学创作。可见，时代“共性”与家族“个性”的共生状态构成此时家族文学的特点。
在诗歌方面，家族成员的创作以五言为主，并注意吸取南北诗风的特点，使作品风格具有多样性，代表人物是裴让之。他虽身仕北朝，但曾往来于南方，受到南朝文学趣味的影响，因此，风格兼具南北。
《有所思》: “梦中虽暂见，及觉始知非。展转不能寐，徙倚徒披衣。凄凄晓风急，晻晻月光微。室空常达旦，所思终不归。”
作为南朝文人经常创作的诗题，诸如王融、谢朓、吴均、沈约等都有诗作流传，而此诗亦具有鲜明的南朝柔婉之风，在注重渲染环境的同时，通过动作将思妇内心幽微的情绪刻画得非常细腻。
《从北征诗》: “沙漠胡尘起，关山烽燧惊。皇威奋武略，上将总神兵。高台朔风驶，绝野寒云生。匈奴定远近，壮士欲横行。”
此诗带有浓厚的北方豪放之气，描述了军队出征时的情景，展现了将士同仇敌忾的决心以及必胜的信念。此种豪迈风格的形成与其所处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北朝入主中原后，非常倾慕华夏文明，一方面向先进的中原文化学习以达到统治目的; 另一方面，以居无定所为特征的游牧文化所造就的性格特点———剽悍、尚武、善战，这样的精神面貌深刻地影响着中原士大夫。对此，曹道衡先生曾指出:南朝人大量地拟作《横吹曲》如《出塞》、《入塞》等战争题材的诗……并未成为文学的主流。因为那些诗歌中所反映的边塞生活是南方人所不可能亲身经历的。
因此他们也只能从《汉书》等古书中去找寻典故，凑合成篇，毕竟缺乏真实的生活体验。但这些题材，到了北方人笔下就不同了。北朝的疆域和柔然、吐谷浑甚至西域的一些政权相连，经常发生战争。有些北方文人曾随军到过边塞，写来就感到真切。
同样地，北朝由于许多种族的入居中原，和汉人杂居，互相影响，其文化和心理素质，也会影响汉族人民。于是粗犷、刚健之气，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在文学作品中。
《公馆宴酬南使徐陵诗》: “嵩山表京邑，钟陵对江津。方域殊风壤，分野各星辰。出境君图事，寻盟我恤邻。有材称竹箭，无用忝丝纶。列乐歌钟响，张旃玉帛陈。皇华徒受命，延誉本无因。韩宣将聘楚，申胥欲去秦。方期饮河朔，翻属卧漳滨。礼酒盈三献，宾筵盛八珍。岁稔鸣铜雀，兵戢坐金人。云来朝起盖，日 落 晚 推 轮。异 国 犹 兄 弟，相 知 无 旧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