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诗学空疏与文学反思
论及明清之际的诗学发展时，学人充分注意到清初士人对于明代文学、诗学的弊端进行了系统反思，并通过此一过程开创了清代文学、诗学的新局面，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关于明末文学反思的论文范文， 欢迎阅读参考。
每一时代文学与诗学的发展总是建立在对前代遗产的继承与超越之上，故而，对先前已有充分发展的文学创作潮流或主张进行系统的总结，尤其是对其弊端的认真反思，就成为每一接续者的必备功课，新的文学创作潮流往往由此孕育，新的文学主张也每每就此发端。论及明清之际的诗学发展时，学人充分注意到清初士人对于明代文学、诗学的弊端进行了系统反思，并通过此一过程开创了清代文学、诗学的新局面，蒋寅认为"通过清算明代诗学的流弊，清人愈益明确了自己的理论目标。清初诗歌观念的重建，正是对症下药、在反拨明代诗学的基础上完成的"[1].清初诗学固然别开新天，但许多工作并非由清初人肇始，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横跨两个时代，虽说他们的不少观点入清后方形诸文字，但若追根溯源，不少思考早在明末就已萌发，渗透着他们身处明末文学、诗学环境中的独特体验。
一、明人的文学反思意识
一代文学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名家辈出，流派纷呈，自会有人对其发展、演变史进行梳理和评判。自易代之际以来，对明代诗文进行总结的工作便代不乏人，其中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奠定了此后认识模式的当推钱谦益、黄宗羲、朱彝尊、四库馆臣等人，详考诸家的种种论述，不难发现某种共同的倾向。如钱牧斋云：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渝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机锋侧出，矫枉过正，于是狂警交扇，鄙俚公行，雅故灭裂，风华扫地。竟陵代起，以凄清幽独矫之，而海内之风气复大变。[2](P.567-568)
而朱彝尊则如此描述他对明代诗歌发展史的理解：明三百年诗凡屡变，洪、永诸家称极盛，微嫌尚沿元习，迨"宣德十子"一变而为晚唐，成化诸公再变而为宋，弘、正间，三变而为盛唐，嘉靖初，八才子四变而为初唐，皇甫兄弟五变而为中唐，至七才子已六变矣。久之公安七变而为杨、陆，所趋卑下，竟陵八变而枯槁幽冥，风雅扫地矣。[3](P.636)
又《明史·文苑传》云：自宏道矫王、李诗之弊，倡以清真，惺复矫其弊，变为幽深孤峭。[4](P.7399)至《四库全书总目》，可谓集大成，《御定四朝诗》提要云：明诗总杂，门户多岐。约而论之，高启诸人为极盛。洪熙、宣德以后，体参台阁，风雅渐微。李东阳稍稍振之，而北地、信阳已崛起与争，诗体遂变。后再变而公安，三变而竟陵。[5](P.2658)《明诗综》提要则论之更详，云：明之诗派，始终三变。洪武开国之初，人心浑朴，一洗元季之绮靡，作者各抒所长，无门户异同之见。永乐以迄弘治，沿三杨台阁之体，务以舂容和雅，歌咏太平，其弊也冗沓肤廓，万喙一音，形模徒具，兴象不存。是以正德、嘉靖、隆庆之间，李梦阳、何景明等崛起于前，李攀龙，王世贞等奋发于后，以复古之说递相唱和，导天下无读唐以后书。
天下响应，文体一新。七子之名，遂竟夺长沙之坛坫。渐久而摹拟剽窃，百弊俱生，厌故趋新，别开蹊径。万历以后，公安倡纤诡之音，竟陵标幽冷之趣，么弦侧调，嘈囋争鸣。佻巧荡乎人心，哀思关乎国运，而明社亦于是乎屋矣。大抵二百七十年中，主盟者递相盛衰，偏袒者相互左右。[5](P.2662)上述诸家对于具体流派、诗人、诗作的评价颇有差异，学者论之已详，但就其思考方式而言，却无不将明代诗文的发展史描述为"矫弊循环论"[6],即后一派的兴起往往是缘于矫正前一派的弊病。今人多半因袭了这一理解模式，或是着眼于其中的"对立",将明代文学、诗学的发展史描述为台阁、茶陵、七子、唐宋、公安、竟陵等派的斗争史，有些时候则根据其诗论倾向径直归纳为"复古---革新"演变史，进而批评明人党同伐异、互相攻击;又或者着眼于"矫弊",淡化各流派间的对立色彩，强调其观点内在的"互补".这两种理解方式自然都难免有所不足，故而有学者倡议"突破钱、朱批评的理论，……更多地关注明清诗文的创作和复杂的文坛现象"[7].此论有极大的开示意义，但我们并不能就此否定了"矫弊"说的价值。
"矫弊"模式的建构并非是钱谦益等人的独创，王世贞也曾有过类似描述，云：国初诸公承元习一变也，其才雄，其学博，其失冗而易。东里再变之，稍有则矣，旨则浅，质则薄。献吉三变之复古矣，其流弊蹈而使人厌。勉之诸公四变而六朝，其情辞丽矣，其失靡而浮。晋江诸公又变之为欧、曾，近实矣，其失衍而卑。故国初之业，潜溪为冠，乌伤称辅;台阁之体，东里辟源，长沙导流;先秦之则，北地反正，历下造玄;理学之逃，新建造基，晋江、毗陵藻梲;六朝之华，昌谷示委，勉之泛澜。[8](P.139)
考诸典籍，此种论调遍及有明一代，凡对诗史予以总结时无不沿袭了这一思路，就此可见时人认识的倾向性。再者，持"对立"说者为的是批评明代"霸道"的学风，此论偏颇处甚多，自应反省，笔者将有专文详论，此处暂付阙如;"互补"说强调复古、革新二者间的关联实是为了反拨当下推重革新、贬斥复古的观念，寻求理解明代文学发展的新线索，此中的积极意义不当忽视。此外，假如我们超越了上述两种视野，即不专门针对特殊流派或对象，亦不计较彼此的功过得失，而从一般的意义上来看的话，"矫弊"观念的出现正说明明人始终具备鲜明的反思意识，他们能够清醒地意识到问题并积极予以调整。
郭绍虞先生论王世贞称"他也正看到格调派的流弊，徒摹声响，不见才情，所以他要有些转变"[9](P.178),说王世懋乃"格调派的转变者"[9](P.190),胡应麟则是"格调派的修正者"[9](P.191).具体观点或不无可商榷之处，但他揭示出的现象或倾向却非虚辞。公安派方面，激烈如中郎，晚岁思想日趋成熟之时，也对早年的偏激之论多有反思;至于小修更是以公安派修正者的面目出现，他对乃兄创作中的问题并不回避，并对能矫其兄之弊者大为赞赏，称"今之功中郎者，学其发抒性灵，而力塞后来俚易之习。有作始，自宜有末流;有末流，自宜有鼎革"[10](P.462),在他看来，兴衰相继，后人对前人的反思与超越本就是必然规律。当然，基于立场、视角等因素的制约，很多反思的力度尚远远不够，但这至少说明他们并非一味盲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