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共识与制衡文化犯冲?

发布时间:2017-08-13 编辑:唐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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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共识与制衡文化犯冲

  董事长和CEO,都是借鉴西方治理文化的产物。这二者的关系之所以成为中国公司治理的独特话题,说到底是东方威权意识与西方制衡理念的冲突。制衡是为了约束人性的弱点,但有时可能会成为矛盾冲突的源头。因此,可以经常看到,西方企业的董事会为了讨论一个提案,可以吵得面红耳赤甚至剑拔弩张。这种情形在东方国家是非常罕见的。东方人不喜欢把矛盾冲突显性化,中国企业里绝少见到公开辩论,独立董事很少在董事会上发表独立意见,这都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有关的。经过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大多数企业按照公司法建立了形式上规范的治理框架,上市公司更是首当其冲,但在高层领导的权力安排和企业深层文化理念上,中国企业始终摆脱不了“领导”共识的影响。

  对大多数国有上市公司而言,无论其股权结构怎么变化,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上级领导可以决定下级领导的政治前途和经济利益。因此,“领导”是个非常重要的政治词汇,在国有企业掌门人的眼里,就是一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领导面前,任何场合、任何时候都需要谦恭谨慎,万不可大意行事,得罪领导的罪过恐怕比把企业搞倒闭的后果还要严重。因此,在企业里,高管选择跟谁“站队”变得尤为关键,这是中国的公司政治中秘而不宣的潜规则。

  从表面上看,市场经济并没有削弱这种“领导”共识深刻影响,其原因很简单:国有上市公司的经理人市场其实不是竞争性的,价格信号不起作用或作用甚小,这是一个由行政权力决定的官员升迁网络。在这样的机制下,企业领导的首要任务不是如何创造公司价值,而是服务好自己的上级领导,迎合领导的喜好,做领导希望的业绩,根据市场的游戏规则来制定企业的发展战略倒是次要的了。

  当市场化改革日益深入,企业会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领导”共识与市场逻辑的格格不入。毕竟,市场经济的土壤培育出来是分权、民主、制衡的公司治理文化,当治理规范的条条框框变形为适合中国文化土壤的“形式条文”以后,与市场规则的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这些冲突在企业文化、治理理念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果企业要改变价值取向,除非领导人有大智慧,而这完全取决于某些偶然性的因素,例如企业领导独特的个人经历和修为。像中材国际的王伟,他有一整套的领导哲学和公司治理理念,他认为中材上市不是为了融资,是为了通过上市来规范自己。王伟的境界靠的是觉悟,而个人觉悟就像是运气,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就像《十万小时天才理论》所说的那样,世界上其实不存在所谓天才运动员,任何一个优秀运动员都需要经过长达十万个小时(平均来看)的艰苦训练,才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有最佳表现。因为天分、运气是不确定的、暂时的。同理,一套切实有效的企业制度之所以比个人魅力更重要,是因为它能让企业经受住市场的上下波动,获得可持续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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