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互补的文化形象──鲁迅、冰心比较论(3)

回过头来说冰心“爱的哲学”在前述生命哲学上的资源，我们不应忽视冰心早年融合基督教生命哲学和泰戈尔、纪伯伦所代表的东方生命哲学的思维理路。在1920年的《“无限之生”的界线》一文中，冰心虚拟了同死去的好友宛因的对话，她借宛因之口说，生死只不过是在一条界线的两边，“精神上依旧是结合的。不但我和你是结合的，我们和宇宙间的万物，也是结合的。”因此，可以抛开生死的纠缠，而去追求那生死表象背后的“无限之生”。对于人而言，无限之生就是在现世中谋求同万物的合一，用爱与行动实现“‘完全结合’的那个事业”。据此，冰心发出了“万全的爱，无限的结合，是不分生—死—人—物”的哲性结论。在这里，“生死”作为主题被青年时代的冰心提上了意识日程。这种对“人”的存在（命）的自觉，升华为了与万物齐一的生命意识和糅化万有的诗性神秘。冰心在此是用东方哲学意味的“无限之生”来含化这一主题的。这种思考有益于作家心智的成长，并为此后关注其他一切生命（诚如宋代张载《西铭》所谓“民胞物与”），进而提倡对生命的慈爱奠定了基础。──正如我前述的那样，人类的超越都是基于其有限性的，爱的温情其实也即是对死之冷漠（当然还包括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隔膜和冷酷）的拨反。
冰心正是经过这样一种生命理路才回到（或曰渐渐形成）“爱的哲学”的。在回归中，“女性”的性别定位对冰心的选择又起了潜在的极深刻的影响。下文将要讲到的鲁迅的生命理路也正是因为有“男性”性别意识的参与才出现与冰心在较大程度上的不同。也许可以这样认为，只有女性才会最终选择“爱”（以“母爱”为代表，而非“性爱”。后者往往是两性都可能选择的，且在当时风气开化尚犹抱琵琶半遮面之时，男性因历史原因会有更大的选择“性爱”主题的便利。）为人生意义的指归，并终生奉持。
二

鲁迅的文化形象不比冰心那样单纯。比起我们直接把冰心叫作母性抒情者，鲁迅无法使我们径直呼他为父性抒情者什么的。他生平没有直白地歌颂过父爱──当然，这么考量绝对是机械而幼稚的──但我在不久前还是写了一篇短文，把鲁迅视为我们“精神之父者”。我在那儿如此概括道：

（鲁迅）以他深厚的目光、独特的气度传达着近代以来人挚爱与创痛交糅缠杂又终于不屈前进的生意搏动——即：一种焦虑、尖刻、偏执但又博大、正直、奇美的中国觉醒之个体的光辉。是他，最终区别于单纯的学者式的玄谈和政客们“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所谓实践，而独树起思想精神界之斗士的立场。他从具体问题入手，解剖着底里的症结，又怀着失望的悲苦仍去渴望疗救那些钝化的人心。这些思想与行为使他即便不是在、年龄上远早于我们，也足以成为我们精神上的父者，引领着我们去悲悯、去、去自剖、去呐喊、去看破、去直面现实、去认清我们在中的地位和价值、去吁求每一颗心的觉醒与净化。[12]

也就是说，鲁迅以他在近现代中国特殊时期里的深刻存在塑就了一个值得我们后来者追奉他为父者的文化形象。因此，尽管他生前不以父性身份自诩，但他作为一个男性叙事者在早于我们的时代历史里的作为，成全了他在后来者眼中崇高的文化地位。我们无法漠视这样一个彷徨于无地却奇崛地显示着存在之力量的先行者。
较之冰心的单纯及其与现实的距离感（超越存在），鲁迅无疑是贴着现实肉搏的闯将。因此，传统的鲁迅着意于剔挖鲁迅作品同社会现实的联系，仿佛鲁迅是要在作品里给现实开出合意的药方似的，常以鲁迅文表的是非为是非。80年代以来的鲁研渐入佳境（当然不能否认前此的优秀的鲁迅研究者及其著作，如李长之的《鲁迅批判》、曹聚仁的《鲁迅评传》等），重视鲁迅文化历史观上对传统中国及国民性的意见，重视在这种批判基础上造成的鲁迅人生态度、基调的形成，继而重视鲁迅作为独特之个体的“文化心理结构”，从而形成了对鲁迅思想较为全方位的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