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互补的文化形象──鲁迅、冰心比较论

提要：鲁迅和冰心作为20世纪文坛两位重要的作家，在文学史中各占华章。但向来的文学忽略了存在于这两位作家之间的可比性。本文借助文化创生与整合的思路，对鲁迅和冰心的文与人展开了文化价值方面的梳理与比较，提出他们之间存在着“同中有异，异中有合”、以及父性和母性力量互补的关系，从而建构了某种（个人视域内的）新人文（价值、人格）的范型。

关键词：鲁迅冰心爱的


文化，是一种积累与创生。积累者，对旧有人文的考订梳理、归纳辨明；创生者，在积累的基础上增生新义，以己意发明旧物，导出读解者的感受和评判的欲望，使文化突显其生生不息的意旨。
作文化意义的考量，既可以用“以史带论”的──即从积累的角度发散创生的思维；也可“以意逆志”，即先确定一文化视角、价值皈依、逻辑基点、研究目的，以之遴选文化对象，真切地体量这些对象所蕴涵的人文质素，从中提炼出于世有益的文化基因，此亦所谓“创生”。
本文所取的立场即后一种“创生”的实践。就论文涉及的对象：鲁迅和冰心言，通常认为二者缺乏可比性。如从传统的“比较”观点来看，鲁迅和冰心在历史中并不存在明显的影响暨师承关系。二者在文学创作的题材、风格、手法及思想取径等领域，都不尽相同。惟一可以追溯的是，鲁迅和冰心都处于同一历史时期，有着种种相近的文化语境，在“文学为人生”等时代“共名”上，二者都有相应的认可态度。而就是这种历史及时代“共名”的相同，为鲁迅和冰心造就了人文价值方面的某种“同构”性，也为本文的比较创设了一个基点。我们可以经由回归当时的“历史场”感受到在20世纪初面临着巨大的文化创痛和新的机遇的民族知识分子们，各自选择了怎样的文化路径，怎样展开他们的思想话语，又收获了怎样的结果、遇到了怎样的未能突破的局限。对这场近现代的文化巨变──从思想到体制到器物，即：涉及文化全体的打碎与整合──加以考量和发明，将极大地裨益我们对历史的知解和对新文化的建构。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和冰心的文与人成了我关注的焦点之一，他们的存在和可比性，将有助于我完成对我所期望的某个深度文化构型的自塑[1]。

一

冰心作为一个母性抒情者的形象存在于现代文学史的卷帙里，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不光是因为冰心在她的所有体裁的作品里都歌颂母爱，歌颂以“母爱”为象征的人类温情的作用，并以“母爱”为纽带连接起了她对于“童真”和“”的歌颂；还在于，几乎所有的评论者（接受者）都从她的作品里领会了她对于母爱的格外的眷顾和母爱本身的魅力。
早在30年代，郁达夫就说：“冰心女士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好算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了……（她）对父母之爱，对小弟兄小朋友之爱，以及对异国的弱小儿女，同病者之爱，使她的笔底有了像温泉水似的柔情。”[2]而在当代，我们可以刘再复的几句话作代表：“我小时侯有两个母亲，一个是我生身的慈爱的母亲，还有一个给我以精神乳汁的母亲，这就是冰心。我第一本真正读破的散文集是《寄小读者》，前头十几页全读碎了。我想，冰心的作品不在于深刻，而在于她用一种美好的符合人类善良天性的文字来温暖和塑造少年儿童的心灵。”[3]这些评论都在确认冰心文学强大的母性力量的同时，也揭橥了这种力量对人们人格性情的影响、塑造和安慰的作用。换言之，冰心文学中对于以“母爱”为核心的人类温情的书写，唤起了接受者内在的人性力量，使他们产生美好的情愫和价值上皈依的向往之心。这就正如冰心自己在她的早期小说名篇《超人》里所展开的那个改造人心的“爱”的实验：公寓里的小杂工禄儿因病中的呻吟打动了外表冷漠的青年何彬的心（这透露出冰心深信人人皆有恻隐之心，即我上面所谓的“内在人性力量”的存在），何彬拿出了10块钱让禄儿去治病。但有趣的是，作为生理病者的少年禄儿最终成了心理病者何彬的者（这又多少展示出冰心意想里“善有善报”的良好愿望），他用“慈母之爱”的推理使何彬幡然悟到人间的温情，从而消除了人与人心灵间的隔膜，回归到“爱”的人生中来。这中间，“母爱”是中介，是核心。有学者曾以如下逻辑格式说明《超人》中“母爱”主题在人物心灵间的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