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的第四個重要特質就是法治與契約化的生活。現代社會中，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係基本上由與契約加以規範。客觀地說，法律與契約不必然不近人情，因為人心複雜，若有適當之規範，反而可以促進人倫與人性的合理發展；一切的事情因為不需透過複雜的人際關係運作，而有清楚合理的規範可循。就此觀之，法治與契約可說是人類文明的一大進步。然而從另一方面來說，法治只能規範我們對社會最基本的義務，而不能規範超過義務以外的部分。契約則由權利與義務的計算出發，本質上就是功利的。所以法治與契約的規定難免比較機械化、僵化、不溫暖而難以感動人心、引發真情。
人長期在法治與資本主義化的社會裡生活，自然會更加依賴法律條文以保障自己的權益，同時也會有很多人不問是非情理，一切只從法律與契約出發，來追求自己的利益。美國的律師數量超過全世界其他國家的律師總數，這似乎是所謂先進的法治國家所難以避免的現象。由於資本主義與制度的庸俗化傾向及欲望逐漸的氾濫，人與人的衝突必然會增加，而社會上的一切既有賴法律來規範，所以各種衝突自然必須由專業的律師來處理。美國的律師在二十世紀初期仍然相當少。但是，由於社會經濟的高度發展、法律系統的複雜化、再加上傳統逐漸式微，律師的數量隨著人際糾紛而日漸增加。其結果是，美國雖然得到一個比較穩定而安全的法治社會，然而這種方式所規範的人生卻日益遠離人的真實情感。於是我們發現，西方人最喜歡消遣和攻擊的對象就是律師，最痛恨的職業是律師，然而收入最高的也是律師。這是現代社會一種很特殊、很矛盾的現象。在古代，通常是德高望重之人才有資格擔任排難解紛、仲裁是非的事務。而現代的社會正好相反，維持社會秩序的是法治系統，而律師的嘴臉卻如此令人厭惡。在英、美的法律系統裡，檢方與律師相互競爭，想盡辦法提供足夠的證據與說詞以求勝訴，而其間往往不擇手段、不問是非。勝訴者時而是兩造相攻之下，聰明、技巧與運氣較佳所致。所以人們常常會覺得這種方式未必能夠彰顯正義。可是既然要倚賴法治，似乎又不得不如此。這與民主制度的情況類似，民主制度固然有許多的缺點，可是比較起來，它又似乎是有史以來最進步、最能夠保障人普遍的自由、權利與福祉的制度。然而無論如何，民主與法治社會中所隱藏的價值危機，不能不令人憂心。
二、現代人的精神危機
資本主義、民主、城市文明與法治在制度層面上主導了現代人生，其優點不勝枚舉，但也引發了許多心靈與價值問題。這些問題，固然需要從制度層面尋求改善，同時也有賴層面的疏導。只是制度產生流弊，不必然發生精神與文化危機；反而當生命與文化迷失方向時，制度層面的改革將找不到積極的目標。二十世紀以來，先進的西方國家普遍感受到一種文化與精神的危機。當代的核心是科學與藝術，科學提供了現代世界觀的基本架構，藝術則體現現代世界觀下生命的真相並豐富其內容。為了瞭解這種世紀性危機的本質，我們首先應檢討科學、藝術與現代價值觀的關係。
1. 科學與理性的危機
二十世紀初最偉大的科學發現是相對論與量子理論。自從愛因斯坦於二十世紀初發表相對論而修正了牛頓力學的宇宙論體系之後，人文學界亦深受相對觀念的影響，拋棄了傳統一元、絕對的世界觀，而主張觀察者在不同的位置與處境下，會對事物產生不同的看法，所以沒有所謂絕對的真理。愛因斯坦本人認為上帝不會對人擲骰子，因此他並不相信沒有絕對真理的說法。然而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人文界一方面帶有強烈的反動心態，一方面受浪漫及存在主義所提倡的主體性觀點的影響，頗傾向於接受此說。同時稍後的量子理論，指出人類測量與認知的終極不確定性。同時代在數學與邏輯學內部所發現的種種詭論與矛盾，亦使人懷疑人類獲得確切不疑的真理之能力。認知能力上的限制，雖然並不代表世界的本質也必然如此矛盾不確定，然而啟蒙式對於人類獲得真理的樂觀畢竟一去而不復反。[3]
真理觀在二十世紀的衰落，是當代學術乃至整個西方學術研究傳統所面對的最大危機。科學、哲學乃至於廣義的西方學術，其基本目標在於追求有系統而精確的知識。在追求知識的過程中，首先要求盡可能精確而客觀地測度，而後則要將測度所得系統化，要找到各種紛繁知識中的核心原理與元素，以便以簡御繁，來指導我們的一切。現代學術淵源於古希臘，歷經兩千多年的發展，而今充分地發揚光大，成為主導人類幾乎一切知識的模範。科學的核心特質，是企圖透過理性而對於經驗世界獲得一種精確而深刻的認識。早期的科、哲學致力於尋找事物的「本質」；現代科學由於比較認清了人的限制，而不再奢望本質性的知識，但仍以客觀精確為目標。然而經過長期的努力，二十世紀的學者卻發現，無論是在自然與社會科學的研究中，似乎都蘊含了相當多的主觀、不確定與多樣性，所謂科學的真理也有分歧而難以整合樣的傾向。數學、邏輯學、各種經驗性自然科學的分化乃至分歧日漸嚴重。[4]至於在社會乃至所謂人文科學的領域，其「科學化」的程度從來遠不及自然科學，而其研究領域高度分化，對真理莫衷一是的程度，當然也遠較數學與自然科學更嚴重。
當代有關科學歷史的研究也讓人們發現，所謂科學真理是難以有定見的。科學史大師孔恩(Thomas Khun)指出不同時代有不同的知識典範，人類只是透過一個又一個的知識典範，企圖逼近真實。於此同時，當代人文方面的顯學詮釋學(Hermeneutics)認為實證主義與科學方法無法獲得真理，人類的知識不可能脫離個人的存有經驗，我們只能通過對於事物不斷的詮釋，來加深與擴大我們對事物的認識，而這基本上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5]在這種情形之下，人類的知識日益多元化甚至紛雜化，乃是一種無法避免的趨勢。啟蒙時代對於正確知識與絕對真理的樂觀態度已經破滅，人們日益將知識當作解決個別問題的工具，而非真理與價值的標準。學術研究的永恆意義、崇高性與動人度都大受打擊。至於人生的價值與方向，則越來越少人認為科學，乃至西方哲學，真正可以提供其答案。[6]
科學的高度發展，除了導致真理的分歧，還帶來「理性牢籠」的問題。正如韋伯（Max Weber）所指出，現代化的基本特質就是知識化與理性化（Intellectualization, Rationalization）。例如市場經濟的運作、民主制度、都市設計、法治、、學術工作、職場生活的設計等，都是以理性與知識為基礎。必須透過大量組織化、標準化、系統化、效益化——簡而言之，即所謂合理化的過程，才能使一切事物「上軌道」而且有效率。然而，知識化和理性化同時也帶來了機械化、僵硬以及冰冷的感受，人心人性在其中難有真正的安頓，而萌生出一股逃出牢籠的衝動。[7]前述資本主義、都市文明的休閒生活中，已經反映了人希望從現代規律化的生活中尋求解放的。而西方近代的文學藝術，從浪漫主義到印象派(Impressionism)、原始主義(Primitivism)、現代主義（Modernism）、達達主義(Dadaism)、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解構(deconstruction)、到後現代主義(P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