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主义就业政策分析报告

时间:2021-03-25 09:05:51 职场动态 我要投稿

合作主义就业政策分析报告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选择了两种不同的就业政策,即新自由主义就业政策和合作主义就业政策。相对于新自由主义就业政策来讲,合作主义就业政策更有利于实现劳动力市场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合作主义就业政策的基本特征是:强调国家在促进就业中的作用、充分就业与福利国家相结合和以三方合作机制解决充分就业中的核心问题。合作主义就业政策的实施以混合经济体制、强大的劳工组织和左翼政党为基础。在全球化时代,由于实现充分就业的难度增大、三方权利平衡向资本的倾斜,以及自身的局限性,合作主义就业政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合作主义就业政策分析报告

  关键词:合作主义,就业政策

  一、合作主义就业政策的基本特征

  合作主义(Corporatism)也被称为统合主义、法团主义或社团主义。从概念上来讲,它作为一种利益代表系统,是一个特指的观念、模式或制度安排类型,其作用是将公民社会中的组织化利益整合到国家的决策结构中(Sehmitter,1979.9)。但在现实中,合作主义这个术语已经远远超出了其本身的含义,成为了描述和分析当代西方福利制度模式,以及劳动就业政策类型的一种工具(与其相对应的便是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甚或货币主义)。从北欧以及其它一些欧洲国家的实践来看,合作主义就业政策的基本特征是:

  1.强调国家在促进就业中的作用。首先,国家信守充分就业承诺,并使其法律化、制度化。1973年的石油和经济危机是西方国家劳动就业政策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大部分西方国家奉行凯恩斯主义就业政策,承诺充分就业;而这之后,以英美为代表的大部分西方国家开始奉行新自由主义就业政策,放弃了充分就业承诺。在这当中,以北欧为代表的一些欧洲国家奉行合作主义就业政策,一直信守充分就业承诺,并通过宪法和规章制度将其进一步进行了法律化、制度化。其次,国家大力实施积极的劳动就业政策。瑞典是最早实施积极的劳动就业政策的国家,也是目前实施这种政策力度比较大的国家之一。实践证明,这种包括需求主导计划、供给主导计划和匹配计划在内的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是一种比依靠市场力量或依靠失业来重新配置劳动力更为有效的方法。

  2.充分就业与福利国家相结合。在新自由主义就业政策中,充分就业是与福利国家相背离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改革社会福利制度,即通过降低社会福利标准、提高享受社会福利的门槛等措施来提高就业率。而在合作主义就业政策中,充分就业是与福利国家相融合的。一方面,福利国家以充分就业为基础。只有提高整个社会的就业率水平,尽量减少靠社会转移支付生活的人口数量,将更多的劳动人口转变为靠薪资收入生活的劳动者,并成为纳税者,才能够支撑起费用浩大的普享型社会福利项目。另一方面,福利国家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促进了充分就业的实现。北欧国家社会福利部门雇佣了大约30%的劳动力,其中,挪威社会福利部门雇佣的劳动力比率最高,几乎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因此,在北欧许多国家,现代福利国家不再仅仅作为一种社会保护系统,它已经成为一种有效的就业工具,成为了就业增长的唯一重要来源。

  3.充分发挥三方合作机制的作用,实现就业与其它社会经济目标的协调发展。三方合作机制是劳工组织、雇主组织和政府就劳工标准等劳资关系问题进行协商、谈判,并进而达成某种社会契约的一种制度安排。三方合作机制的重要作用在于,它能够平衡社会主要经济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使劳资关系从零和冲突转向正和交换,使就业与其它社会经济目标协调发展,从而解决实现充分就业的核心问题。迈克尔·克拉奇在《充分就业的政治形态》中认为,在福利国家制度下,实现充分就业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使各阶级权利之间达成新的平衡,将潜在的“零和冲突”转换为既满足价格持续稳定、又符合充分就业要求的“正和交换”。

  瑞典和奥地利就是利用这种三方合作机制,将生产与分配、经济与社会福利协调了起来,将各利益集团的自身利益与国家的整体利益结合了起来,从而成功地应对了20世纪70和80年代的经济波动,实现了充分就业,并且没有牺牲经济效益和社会公正;同样,在政府的协调下,荷兰的中央工会与雇主联合组织在1982年所签订的瓦森纳协定 (Accord of Wassenaar),通过冻结工资、降低本国劳动力成本和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促进了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协调发展。

  二、合作主义就业政策的制度基础

  人们对合作主义就业政策在北欧以及其它一些欧洲国家盛行的原因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威廉姆森(Williamson)从北欧国家的宗教文化和历史传统出发,认为北欧国家的合作主义来源于欧洲天主教义和民族主义;克劳奇、多尔和巴尔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出发,认为合作主义就业政策是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做出的一种回应或制度安排 (Colin Crouch and Ronald Dore,1990;Nicholas Barr, 1998);有的人则从现实主义出发,认为合作主义就业政策是高度开放的北欧以及其它欧洲小国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的一种政策选择。但是,无论如何,合作主义就业政策之所以能够在北欧以及其它一些欧洲国家盛行,最直接的和内在的原因还在于这些国家的制度基础。

  1.混合经济体制模式。合作主义就业政策的基本特征表明它是一种与混合经济体制模式相适应的就业政策。实际上,合作主义就业政策也是混合经济体制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在劳动就业领域的具体反映。混合经济体制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以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为基础,同时强调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如瑞典,以其发达的私营工商业与比较完善的公共服务部门相结合,成为了混合经济体制模式的典型代表。实行混合经济体制模式的目的是实现经济发展目标与充分就业和社会公平等社会目标的协调发展。混合经济体制模式的这种目标追求及其结构性特征决定了该种体制模式下劳动就业政策的价值趋向及其基本特征。正是由于瑞典、丹麦、挪威等北欧国家实行的是混合经济体制模式,才使其劳动就业政策具有了合作主义的性质。

  2.强大的劳工组织。资本总是希望不受约束地通过自由市场机制,而不是三方合作机制方式来解决劳资关系问题。三方合作机制实际上是对自由市场机制和资本的一种限制。科比也讲,三方合作机制是劳资之间正在发生的冲突的一部分或冲突过程的一个阶段,是劳工组织对劳资之间的特有冲突能够施加政治影响的一种形式(kopi,1983:20-1)。因此,三方合作机制的建立需要以强大的劳工组织和劳工运动作后盾。北欧国家的工会化程度一直比较高,劳工组织在社会经济活动及其政策的制定中也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在2001年,瑞典的工会化率为91%,丹麦为80%,芬兰为78%,其它西方国家平均为30-40%,而美国、英国和法国分别只有13.5%、29%和10%。正是这样一个强大的、有凝聚力的、代表劳工利益的劳工组织的存在,确保了北欧国家稳固的、仅带有少量“搭便车”和“囚徒困境”问题的社会合作机制的建立。

  3.左翼政党的长期执政。北欧国家的左翼政党一直力量强大,并长期执政。这些左翼政党不同于主张削弱工会力量、限制集体谈判的右翼政党,它们素与劳工组织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主张充分就业、公平分配,鼓励劳资双方通过合作机制解决劳资纠纷。如瑞典的社会民主党,早在布兰亭时代就提出了“议会道路、阶级合作、政治妥协”的口号;在卡尔松时代又提出了包括资本、工会和社会民主党政府三方权利平衡在内的“职能社会主义”理论。这些左翼政党在其执政期间也采取了许多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来促进三方合作机制的建立。如,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劳资双方行为,使三方合作机制法律化、制度化等。因此,左翼政党的长期执政是合作主义就业政策得以实施的一个重要基础。

  三、全球化时代合作主义就业政策面临的挑战

  如上所述,合作主义就业政策是北欧以及其它一些欧洲国家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的一种政策选择。因此,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国际竞争的加剧,将会促使这些国家进一步实施合作主义就业政策。事实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欧洲国家经过撤切尔的新自由主义洗礼后合作主义又出现了回潮。但同时,全球化所导致的其它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也对合作主义就业政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具体来讲,这些挑战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

  1.实现合作主义就业政策目标的难度增大。首先,充分就业的基础在不断扩大。传统的充分就业仅指成年男性的充分就业。而在全球化时代,由于就业结构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女性就业、老年性就业在逐渐增加,并成为了充分就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次,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带动作用明显减弱。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就业政策,经济增长及其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始终是增加就业的前提条件。但是,在全球化时代,由于科技的进步、产业结构的转换,特别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等原因,就业弹性在进一步降低,出现了失业与经济增长并存的无就业增长情况。这些变化无疑都增加了合作主义就业政策实现其充分就业目标的难度。

  2.三方权利平衡向资本的倾斜。全球化时代,由于资本流动性的增强,政府对社会经济干预的减少和劳工组织化程度的降低等原因,资本获得了更大的权利,三方权利平衡开始向资本倾斜。三方权利平衡是三方合作机制的基础。因此,三方权利平衡向资本的倾斜对三方合作机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改变了传统的三方合作机制的运行模式,使三方合作关系即使没有被破坏,也已经被大大削弱。具体表现在:(1)劳工组织的权利资源被进一步限制在了社会产品的分配领域。1983年瑞典通过的“工薪者基金”计划,使劳工组织的权利资源首次触及到了资本的所有权,也被认为是劳工运动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但随着全球化进程中资本权利的进一步扩张,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一计划在雇主组织的反对下最终被废止。(2)三方合作关系进一步分散化和低层次化。全国性的制度性对话被逐渐分解,国家层次的“契约议合”逐渐下移至行业、部门,甚至只发生在个别劳资互动之中。

  3.合作主义就业政策本身的局限性。首先,相对于新自由主义就业政策中长期的“制度性重构”来讲,合作主义就业政策只是一种短期的“工具性调整”政策,它不能有效解决因劳动力市场僵化所导致的结构性和长期性失业问题。其次,合作主义就业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具体来讲:(1)不公平性。三方合作机制是一种组织起来的生产者集团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它很可能会损害未能参加谈判的非生产者集团以及其它组织得不好的集团的利益,使没有合作基础的低技术工人、老年人、青年人和伤残人等被进一步边缘化(Harrison,1984:12)。(2)低效率性。如,瑞典的“工资连带主义”(Wage solidarism),虽然其初衷是希望通过实行团结性一致工资政策来缩小各企业间工人的工资性收入,并促进劳动力和资本向高效率产业的转移。但是,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它忽视了工资的灵活化、弹性化与合理差距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使经济发展失去了最主要的动力诱因,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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