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中国有没有希望发展成财团模式?
白益民：像招商局集团和中信集团还不具备综合商社的产业组织能力，也没有可能通过贸易带动投资，而是单纯的做贸易。综合商社是围绕着“全套完整产业链”而构造的，他们的目的是使整个产业协调统一发展。中信集团总部虽然可以控制各个子公司并通过派遣高管直接参与子公司的经营，但产业协调能力和产业培育的能力还不足。中国的金融政策并不允许银行投资制造业企业，因此中信银行及中信集团的其他金融企业只能对企业进行融资支持及相关的服务支持，并不能更深入的进入产业。中信重工等制造业企业虽然在各个领域已经拥有很强的实力，但是垂直整合模式才刚刚建立，核心竞争力还没有形成。
因此，形成中国的综合商社，要走的路还很长。韩国在学习日本财团机制后，诞生了三星、LG、现代、SK等韩国财团。中国四通等企业模仿日本财团体制却没有成功。中国曾经有过德隆系，也企图建立综合商社和财团的模式，但也失败了。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或者说资本市场还不能诞生综合商社的模式。从现实看，中国现有的金融体制确实限制了综合商社的发展。
记者：中国企业家普遍接受的是欧美教材的MBA，在企业运作上一般模仿西方企业的模式，而很少关注到日本企业的模式。中国企业发展更适合欧美模式?
白益民：这十年来基本上是按照美国的模式，把金融和产业剥离，美国模式是这样做的。这样的话很难形成商社，我们的经济模式完全按照美国来做的话，现在的银监会、证监会和国资委是分离的，但是在日本财团的体制下，这个财团里面既有制造业，也有商社，专门做物流，还有金融企业形成一个财团，事实上是一个“商帮”的形态。
按照美国的经济理论的话，企业都是要向专业化发展，而不能到处投资多元化。事实上，日本的财团是形成多元化的体制，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做不成多元化?他的体制没有理顺，并不是说一个企业什么都做就是多元化。多元化的概念事实上是形成一个商帮，大家在产业链上做不同的事，联系在一起，这是多元化，不是某一个企业的任务，而是一群企业作用的结果。这个启示或许就是，亚洲新兴国家是否该有一种，不同于美国的模式来创造利润，这种模式有强大的财力支撑，有信息通畅的商社作为先锋，有优秀的制造企业攻城略地。
记者：日本财团注重建立企业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形成命运共同体，也就是日本企业文化中“和”的观念。它强调互助、团结、合作、忍让。但中国企业往往“打价格战”，互相拆台，独占山头，恶性竞争。两国文化禀赋不同，企业文化有差异?
白益民：其实日本的财团可以说跟中国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我们知道徽商、晋商，在历史上都跟日本之间有贸易往来，甚至人员往来。我们知道徽商在明朝以后主要做内贸，因为在明朝的中后期有一段时间他们是禁海的，在这之前推到宋朝，浙商和徽商的体系是一起在做国际贸易。在宋朝的时候温州地区，包括浙江，是世界最发达的商业地区，占了整个全球产值的60%以上。那时候浙商和日本的三井起源地区晋江国有很密切的来往，几乎他们的关系如同一家人一样，甚至我们听说温州话跟日语的发言有点接近。所以我们看温州的企业、浙江企业的行为方式的时候，可以看到日本财团的影子，或者反过来说，日本财团的行为方式里面会看到中国浙商、徽商的影子在里面。
人口众多、资源紧张、以制造业为主的中国，在许多方面都与日本非常相似，这是中国向日本学习的现实基础。
记者：那在文化层面上，中国是不是有适合财团生长的土壤?
白益民：日本从来都是讲究“和”文化，这种文化基础是源自中国的。像儒家、道家的“和思想”保持了汉家王朝400年的基业。这种文化基础中国一直都有，包括现在的和谐思想也是。做小企业做的是产品，做中型企业做的是市场，做大企业做的是人才，而做超级企业就是大财团，做的是文化和哲学，这是不可否认的。
记者：你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财团模式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白益民：是。因为到了海外以后，你是一个财团，你可以有许多情报资源、人脉关系来共享，而现在是一家一家企业杀向海外，成本很高，风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