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史学中的人文主义精神

西方古典史学中的人文主义精神

　　导语：西方学术界通常将古代希腊、罗马称之为古典时代或古典世界，并将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界定为古典文化。下面是一篇谈论西方古典史学中人文主义精神的文章，欢迎大家阅读。

　　西方古典史学指的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史学。从追溯神话与史诗的前希罗多德时代算起，至公元5世纪“古典世界”的终结，西方古典史学经历了一千多年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形成了颇具影响的西方史学诸多优良传统。这一时期，虽然并未提出“人文主义”的概念，但却初步显示出“人文主义”的思想与观念。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就从人事活动出发叙述事件的起因、过程和结果，试图完全从人本身来解释历史，其历史分析更有“人性”和“理性”色彩。在解释历史事件时，他没有简单归之于偶然因素或神秘因素，而是致力于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角度探索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说，在修昔底德对事件的分析中，已经无法找到任何难以违抗天神的意志和不可捉摸的宿命观念，而完完全全是人类、民族、城邦、社会之间的冲突和斗争。

　　这一时期的史学家在著史上已开始立意求真，竭诚探索，试图揭示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发展规律。例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主要依靠口述资料，“有闻必录”。尽管一些学者曾经质疑其著作的真实性，但应该看到的是，在当时的年代，学科的规范尚未确立，人们也没有明确意识到有引证资料的必要。虽然希罗多德没有明确提出“证据”这一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他的叙述无据可依。事实上，希罗多德也竭力想要从当时存在的各种不同说法中作出明智的选择，并对那些认为的确不可信的东西采取了拒斥的态度。具体而言，当时希罗多德辨别材料真假的标准有二：一是看其是否有确凿的证据。以神话为依据的观点在他看来是不可信的，他所谓的证据主要是公众承认的事情，即普遍性。二是所闻之事是否合乎情理。看所闻之事是否与希罗多德本人的亲自观察相吻合，是否合乎常人之常情。修昔底德也是如此，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时，为使自己的叙述与客观事实相符合，他不辞辛苦奔赴各地进行实地考察，对战争中所涉及的山丘、河谷、沼泽、港口、关隘等都做了具体而准确的记载。由此看来，当时的历史学家们已开始摆脱神话传说的影响，转而注重事实及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与规律。

　　西方古典史学还显示出宽宏的历史观和注重历史对现实的借鉴作用的特点。希罗多德的《历史》、波里比阿的《通史》等所记载的不只是希腊人、罗马人的历史，也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世界史”;李维的《建城以来史》写的是罗马自建城以来至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兴衰史，堪称综合性的通史之作。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虽是一部典型的专史，但作者把绵亘27年，中经议和间歇，又分散在几个相去遥远的地区爆发的战争视为一次首尾连贯的历史事件，也同样说明他具有敏锐的宽阔的历史眼光。

　　中国古代有一句名言：“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在这一方面，西方的史学表现出了与东方相似的一面。波里比阿认为，历史是一门以事实为训的哲学，它不仅使人们从中获取广博的知识为满足，而且应当成为指导人们行动的指南。他认为“实用”是史家之天职;老伽图深信历史的目的在于劝善惩恶;李维撰写的《建城以来史》意在通过赞颂先辈创业之艰难，激励当代罗马人的爱国热忱，以找到未来行动的方向;塔西佗似有一种把历史的垂训作用与道德教育作用相结合的取向;修昔底德更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强调了历史的实用性，认为人性是不变的，而且存在共通的人性，因此历史会一再重演，所以历史研究可供后人引以为鉴。

　　西方古典史学除了重视历史事实本身之外，也重视史著的表述方法与史家的修养。卢奇安，一译琉善，是生活在罗马奴隶制开始衰败时期的希腊人，他在《论撰史》一文中提出：理想的历史学家必须具备两种才能即政治眼光与表现才能。他认为历史学家应当是文章高手，既不渲染夸大，又能恰如其分生动准确地把自己要著述的内容表现出来;他倡导“襟怀坦诚”“如实叙述”，厌弃欺世媚俗与粗疏无据的文风，认为史家撰史只服从真理，而绝不屈服于神灵或显贵。以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来看，这部宏伟的著作乃是一部未竟之作。按修昔底德自己的计划，这部历史著作应该一直写到公元前404年雅典长城被拆毁和比雷埃夫斯港被占领为止，但其著作只写到了公元前411年冬天就突然中断了，甚至连最后一个句子也是不完整的。古代学者多认为是由于作者的猝然死亡导致中断，近代以来不少学者从修昔底德当时所处境遇以及可能的社会及心理原因等方面提出新的解释。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从事希腊罗马研究的名誉教授G.S.施林普顿认为，在古代希腊，历史是被记忆的过去，因此希腊历史学家的叙述是否真实，即是否与社会的群体记忆相吻合是由听众来检验的，听众的反应对史家的叙述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他们对史家搜集到的信息产生怀疑，无疑会迫使史家放弃他的著述。修昔底德当时的主题正是雅典衰亡的历史，叙述的是他们的帝国最终败于斯巴达与波斯联合的故事，而雅典人不愿意听到这样的故事。社会在作家们将记忆载之于笔的过程中有绝对的权威，因此个人没有权利描绘社会不期望的事件，即使它是真实的。在这一强大压力下，修昔底德被迫放弃了他的著述事业。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从著作中我们不难看到，作为自己本身曾是战争中雅典一方的将军的修昔底德，力图用客观的笔法记录当时希腊世界中的这一重大事件，他没有利用手中的“话语权力”为自己的城邦粉饰，也没有巧妙地为自己辩护。他对雅典在战争中的表现以及雅典政界人物的评价都是褒贬参半，且以具体事实为依据。

　　可以说直到19世纪之前，西方的历史学家绝大多数是自学成才的有心人，主要由少数具有强烈历史意识和历史写作冲动的政治家、军事家、御用文人、世俗贵族、僧侣贵族或民间知识分子组成。在前专业化时期的西方史学家虽然把求真求实设定为评判史学成果的基本标准，但是当时并没有形成明确的史料分类意识，也没有开发出严格有效的史料考据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学科知识体系难以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那么史学家的个人才能，他对史学感悟的深浅以及他克服自身局限和社会容许他表现自己研究成果的程度则显得尤为重要了。

　　由以上可以看出，从摆脱神意、注重人事到探索求真、宽宏叙事，再到对史学家本身修养的重视，“人文主义”的精神无不体现在西方古典史学的传统中。肇端于古希腊的西方史学的“人文主义”精神深深影响了此后欧洲，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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