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辽与中原音乐文化的互动交流的论文
一、关于辽代雅乐的描述
一切艺术形式的形成与发展，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均与其所在时代的社会环境、生产力水平及其他相关艺术形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而造就了此时代艺术所具有的独特魅力，雅乐亦即如此。雅乐是一种宫廷中所独用的宫廷音乐，自西周以来存在于宫廷之中，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不同的时代背景又注予雅乐不同的时代特点。古往今来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次的兴衰与演变，民族的发展、民族的兴盛、朝代的建立、朝代的灭亡，无一不伴随着丰富的个性化的历史演变，这其中也包含了“马背上的民族”——大辽王朝。
辽国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于 916 年建立，此前的辽国的国号为“契丹”，耶律阿保机通过一系列的征讨征战，使得契丹民族的国力日益强大，政治制度以及相应的统治机构也随之建立。直至太宗耶律德光继位，于 947 年改国号为“大辽”耶律德光继位之后由于疆土的扩大，汉族人的逐渐增加使得辽国经济发展出现一系列不平衡的现象，由于不同的种族之间存在着生活上的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辽代经济的进步。此时太宗耶律德光在更大程度上实施了辽太祖的“因俗而治，番汉合治”也更加大了对汉族官僚的重用，“番汉合治”的根本思想犹如现今的“一国两制”这一制度的实施不仅调节了民族间复杂的生活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并巩固了大辽王朝兴盛的经济步伐。
当一个民族的发展日益强盛时，这个民族所具有的独特的艺术形象便会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而这个“马背上的民族”也不例外，顺应于民族生活而出现的马术舞蹈无疑为契丹族乐舞文化打上了生态烙印，除马术舞蹈之外，最具有辽代特色的乐舞当属宫廷乐舞。在“因俗而治，番汉合治”的制度下，契丹族与汉族的民族文化相融合，呈现了多元文化促进了辽代艺术文化的发展，从而也使得宫廷乐舞展现了独有的文化特质。在辽代的宫廷乐舞中也包含着其他宫廷舞蹈所共有的文化特性“政教性、宗教性、兼容性、集萃性和享乐性” 基本上延用了后晋乐舞的精髓再与辽代独有的风格相结合，便形成了具有辽代特色的宫廷乐舞体系。
雅乐是契丹宫廷盛典活动中所使用的乐舞。其宫廷雅乐体系始建于太宗耶律德光时期，于 947 年（五代十国时期）得到后晋太常寺的宫悬乐，在其基础上辽代又大力吸收了五代十国中后梁以及唐代文化的遗风。其音乐中正和平，歌词典雅纯正，舞步端庄有序，与中原封建王朝宫廷乐舞相像。一般说来其规模宏大，气派。
辽代雅乐是参照后晋时期“宫悬雅乐”创制而形成的。由于后晋雅乐源起唐，所以辽代宫廷雅乐中的八音十二律也“大抵因唐之旧”。辽代建国之初就沿用唐代的“十二和”乐。“十二和”乐包括“豫和乐、顺和乐、永和乐、肃和乐、雍和乐、寿和乐、太和乐、舒和乐、昭和乐、体和乐、正和乐、承和乐。” 辽代雅乐体系的十二和乐每一项都有其各自的职能及其作用，还有相对应的礼仪内容，祀天神时演奏《豫和乐》、祭地袛时演奏《顺和乐》、享宗庙时演奏《永和乐》、奠玉帛时演奏《肃和乐》、入俎接神时演奏《雍和乐》、酌献饮神时演奏《寿和乐》、节升降时演奏《太和乐》、节出入时演奏《舒和乐》、举酒时演奏《昭和乐》、以饭时演奏《休和乐》、皇后受册时演奏《正和乐》、太子出行演奏《承和乐》，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雅乐体系是一种具有规范礼仪性的宫廷音乐体系。其规模从《辽史·乐志》记载中可以看出：册礼乐工次第；四隅合置建鼓一虡，乐工各一人；宫悬每面九虡，每虡乐工一人，乐虡近北置拀，敔各一乐工各一人，乐虡内座部乐工，左右各一百二人；乐虡西南武舞六十四人，执小旗二人；乐虡东南文舞六十四人，执小旗二人；协律郎二人；大乐令一人。
辽代宫廷雅乐“宫悬”设置一般为36架，共计381人组成。其中乐宫总指挥（大乐令）1 人，指挥（协律郎）2 人，乐工 246人，舞工 128 人，执旗 4 人、分工明确。舞蹈类型分为“武舞”、“文舞”两种。雅乐中所使用乐器以八音分类方法划分：金（钟、镈）、石（磬、球）、丝（琴、瑟）、竹（箫、笆）、匏（笙、竽）、木 （ 敔、拀 ） 、土（埙）、革（鼓）。礼乐体系，它一直被运用在辽代的宫廷礼仪之中，就是由于在这个时期雅乐被大量的使用和重视，因此雅乐在辽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二、辽代雅乐与唐宋雅乐的比较
首先，从时间上来看，辽代（916—1125）是唐代（618—907）和宋代（960—1279）的中间一个朝代，辽代是在唐代之后产生的，同时辽代比宋代立国要早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与宋代却有一段时间是交融的。这也就是说无论是从文化还是礼仪或者音乐上，北宋建立晚于辽半个多世纪，辽与五代后晋来往甚密，因此辽代传承唐代音乐又影响了之后北宋的音乐，辽代音乐也是唐代与宋代音乐的一个重要过渡点。
辽代乐舞与唐代乐舞其表现形式存在着相同或相似的情况。这主要表现在大乐、雅乐、散乐上。
辽代雅乐风格特点的演变，对我国宫廷雅乐音乐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了承唐启宋的作用。唐代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繁盛时代，雅乐在这一时期取得了较大发展与成就，而且对辽代艺术形态的发挥，提供了继承和发展的空间。辽代雅乐承袭中原唐代“十二和”乐，据《辽史·乐志·雅乐》记载辽代宫廷雅乐，音乐“中正和平”， “歌辞，文阙不具；八音器数，大抵因唐之旧”。
辽代雅乐与唐代雅乐的相同之处我们也可以通过《辽史》、 《新唐书》、 《旧唐书》中的《乐志》所记录的内容来表明。例如：在《辽史》卷五十四《乐志》载辽代《十二和》乐中， 《豫和》为祀天神，在《新唐书》卷二十一《礼乐志十一》载唐代《十二和》乐中，同一篇《豫和》为以降天神，在《旧唐书》卷二十八《乐志八》载唐代《十二和》乐中， 《豫和》也同为祭天神奏之乐。从以上书籍记录表明，辽代雅乐与唐朝雅乐有很多相同之处，辽承唐之遗风来延续雅乐的发展。
但是，从使用的场合上来分析，辽代雅乐又与唐朝雅乐有着分歧之处，辽代雅乐与宋代雅乐颇为相似，但是辽代雅乐比宋代雅乐使用场合上面多了皇上、皇后册封仪式以及大型礼仪上面使用。在这个方面，我们发现辽代雅乐与宋代雅乐有着相同的地方以及辽代雅乐宋代雅乐与唐代雅乐的不同之处。宋代雅乐一般只在祭祀的时候使用雅乐，而辽代雅乐不仅在祭祀中使用而且还在大型礼仪与朝贺中使用。例如在皇帝、皇后的册封仪式上等等。例如，在《辽史》卷五十四《乐志》载辽代《十二和》乐中， 《正和》就是皇后受册封时所奏的音乐。
辽代的雅乐《十二和》之名是直接用的唐代名称，没有改变。但是辽代雅乐又不像唐朝雅乐雅宴共用而失去了雅乐本身所具有的严肃、庄重的风气，这也是辽代雅乐不同于唐、宋两朝雅乐的地方。
宋朝的乐舞虽然在经历的朝代中各有增加删减，乐舞的名字也各有不同之处，但是他们的适用场合都是单一的，并没有像之前的唐朝一样，混杂到一起，雅宴共用，又回复到了唐朝以前严谨、庄严肃穆的雅乐风格，像唐朝这样将雅乐与燕乐、俗乐交混使用的现象可以说是历代封建王朝中少见的，唐朝的雅乐也并非纯雅乐。宋朝虽没有完全否定唐朝的雅乐，但是从其使用场合单一的角度上来看，也是间接地对唐朝雅乐的否定。
三、关于与中原音乐文化相互交流的分析
通过上述辽代雅乐的描述以及与唐宋雅乐的比较中，我们不难发现，辽代虽说是以契丹族为主要统治力量的时期，但在文化中除了保留与发展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色以外，还对中原文化进行了充分的融合与交流。缘何辽代会对中原音乐文化如此的融合呢？
从人类学角度看契丹族始终将自己视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视炎黄为自己的祖先，在中国历史发展中，这是契丹民族与其它各民族所具有的共同的历史观。从政治制度方面来看，吸取汉制，官制分南北两面，南面官制采用中原体系，北面官制则保留了契丹本民族的特色。从音乐文化方面看，采取了“番汉合治”的政策，制定了“学唐比宋”、 “华夷同向”的文化方向。辽代统治下的地域广泛，人民由汉族人和其他许多过着游牧生活的少数民族组成。契丹族为辽代的主要民族，从南北朝时期就与汉族有着密切的接触，到辽代、契丹族对汉族先进文化的吸收和继承，也趋于鼎盛时期，从而使得契丹族在音乐、文化、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纵观辽代大乐、雅乐、铙歌、鼓吹乐等音乐形式中，雅乐和散乐均是吸收了汉族音乐。汉文化在辽代，一方面被用来直接采用，另一方面则是被借鉴。辽文化是契丹人、汉人以及其他各少数民族人民在固有的文化基础上共同创造出的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文化。其在音乐文化等各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对祖国历史文化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从雅乐的由来来看，辽代雅乐是参照后晋时期“宫悬雅乐”创制而形成的。辽代自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开始曾多次迁徙汉人至辽上京地区， 《辽史》中记载“晋诸司僚吏、嫔御、宦寺、方技、百工、图籍、立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县、卤簿、法物及铠仗，悉送上京。”辽代统治者，根据不同民族的生产生活习惯，采用不同的治理方法，即所谓“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史·百官志》）。辽代统治者多为契丹贵族。汉族的知识分子多是通过科举而成为各级官吏的。在统治制度、宫廷礼仪方面，多效仿中原汉制，同时，对契丹本民族及其他民族的乐舞也予以一定重视和提倡。辽代推崇儒学，太祖时建立孔庙，自圣宗即位开始对汉族的知识分子更加重视，至兴宗和道宗时期汉化日益加重。汉人地位提升。汉文也成为了辽代通用的一种文字，汉文的运用程度在契丹文之上。后由于辽宋双方对峙，提倡文化教育，汉人地位更加提升，自从兴宗以后，吟咏唱和已经和汉家无异。由此可见，音乐在辽代重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活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辽代盛期，统治者已经能够灵活地运用这一形式来为自己的统治所服务，并在统治者中有许多位自身既是精通音律的音乐家，如东单王耶律倍、世宗耶律阮、萧太后等等。从辽代雅乐的曲目、宫悬的设置、乐器的分类以及使用场合的运用基本沿袭了唐代中原宫廷雅乐的体制，其创作一方面与唐代的传统相关，并对与其同一时期的宋代进行着交往交流。然其在融合的同时又具有了自己的特性，如“十二和”乐的使用和唐宋就略有不同，不仅可用于祭祀，还可用于大型礼仪与朝贺，例如在皇帝、皇后的册封仪式上等等。这反映出辽代宫廷的艺术活动是配合着五仪活动而出现的，突出的表现了在彰显政绩与表彰群臣的重要作用。
一个时代的音乐文化发展导向往往决定于当时统治者的审美取向与接受教育的程度，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审美方面就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的。辽代恰好是一个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体，在审美方面也构建了多元化的审美趋向，统治者高度重视汉化教育，重视中原文化，对于中原文化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政策，审美方面必定也会体现出中原文化审美的特征。
辽代雅乐承唐启宋，唐代、辽代、宋代每个朝代都有自己不同的文化底蕴，既丰富，又有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特质。并且唐代、辽代、宋代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密不可分的关系，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文化、音乐都是一步一步传承下来的，都是在前面所固有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修改，才得以改变和提高。雅乐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累积下来的。雅乐作为一种宫廷乐舞，可以代表当时宫廷的特点、风俗，礼仪等，也可以作为一种象征，象征着身份及地位。辽代还有许许多多可以探索、研究的东西需要我们去一点一点的研究它，在研究过程中应当注重民族学、考古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交叉运作，提取不断发展的新方法与新观点。辽代还有很多丰富的文化等待我们去挖掘，今后我们要更为细致的探索辽代的文化，更为深入的了解它，从而使辽代音乐文化的研究达到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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