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班固《汉书》的古字现象及其认识价值论文
《汉书》多存古字似乎已是人们的一种共识。人们在提及《汉书》古字时往往以颜师古《汉书》注释中所标注的古字作为基本的范畴。然而,颜师古生活于唐代,与班固创作《汉书》的时代相距数百年,其《汉书》注中所标出的古字是否为《汉书》创作时代的古字?这个问题的解决是认识和探究班固《汉书》古字现象的必经途径,也是文章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一、《汉书》古字的研究及其存在问题
《汉书》自其问世时,就被人们称之难读,《后汉书·列女传》称:“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班)昭受读”(第 10 册卷八十四 P2785),《汉书》在当时就不能被人们所通习,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汉书》多存古字。
东汉时人对于《汉书》中的古字已经难以认读,而随着时代和文字的发展,后人对《汉书》的解读无疑更为困难。因此,要研究《汉书》,首先就得解决音义的问题,正如袁法周所分析:“这一时期(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义研究是《汉书》研究的主流,代表了这一时期《汉书》研究的主要成就。音义研究的出现与兴盛,一方面是受汉末以降经学研究相对式微、史学研究走向独立与发展之学术大势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汉书》好用古字、行文简奥的特点,使得许多学者在以注经方式研治《汉书》时获得了较大的学术发挥空间”,《汉书》多存古字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以音义研究作为《汉书》研究的主流,如《隋书·经籍志》所记载的《汉书》研究书目中,以“音”或“音义”命名的著作就有 7部:《汉书集解音义》二十四卷,应劭撰;《汉书音训》一卷,服虔撰;《汉书音义》七卷,韦昭撰;《汉书音》二卷,梁寻阳太守刘显撰;《汉书音》二卷,夏侯咏撰;《汉书音义》十二卷,国子博士萧该撰;《汉书音》十二卷,废太子勇命包恺等撰。
在对《汉书》音义的研究过程中,《汉书》古字观念逐渐形成,据颜师古《汉书》注引,三国时韦昭、晋时晋灼就对《汉书》古字进行了注释。而正式确立《汉书》古字概念并集大成的学者则是颜师古,他在其《汉书叙例》中就明确指出《汉书》旧文多有古字,并在《汉书》注释中以“某,古某字”的形式指出 129 个古字的运用,这也奠定了后世对《汉书》古字研究的基础,如明人凌稚隆就在颜师古研究的基础上,在其《汉书评林》中列出《汉书》古字 158 字。
二、《汉书》古字存在的形式及其原因探析
对照颜师古《汉书》注释和许慎《说文解字》,颜注中所列 126 对“某,古某字”形式的古今字中,有 32 对字在许书中同样存在着关联。
对于以上 32 对颜注所称的古今字,《说文解字》依据它们的对应关系分为两种类型,各为 16对:一种是正字与异体字的关系,用“或”字或者“俗”字加以表明;一种是古字与今字的关系,用“古文”、“籀文”等词语予以分辨。值得注意的是,在 16 对正字和异体字中,除了“悐 / 惕”、“紭 / 纮”“咏 / 詠”3 对外,其它 13 对中的正字和颜注中的古字是相对应的,只是颜注称其为古字,而《说文解字》列之为正字;而 16 对古字与今字中,除了“睹 / 覩”、“ / 貌”、“沬 /颒”3 对外,其它 13 对中的古字和颜注中的古字是完全一致的。至于《说文解字》和颜注中不能对应的6对文字的出现,这不排除有后世传抄而出现错误的可能,但它并不能影响对《汉书》用字特点的总结,即在文字选择时,《汉书》注重正字和古字的.选用,对于这一点,班固说得非常清楚:“凡《汉书》……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然而,这种特点在颜师古那里统称为“《汉书》旧文多有古字”。因此,严格说来,《汉书》的古字应该指的仅是《说文解字》中论及的这类古今字关系中的古字,而非正字和异体字关系中的正字,因为对于东汉时人来说,正字是朝廷所推广的文字,因此,《汉书》对正字的选用就不能成为“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的可能原因之一。
对于《汉书》多用古字的原因,前人在论及时,往往把《汉书》用字中的正字和古字混为一谈,而以《汉书·叙传》中的“正文字,惟学林”加以证明。如王先谦就引苏舆的言论:“班书多存古字,以视学者,故曰‘正文字’”。确实,“正文字,惟学林”是《汉书》用字的一种主观意图,但这却是就正字而言,即通过采用正字而非当时出现的其它异体字,来达到规范用字的目的,同时也矫正当时人们用字混乱的风气。而且,《汉书》作为“国史”,它对正字的采用也是符合官方所提倡的用字行为的,如《艺文志》就载有汉兴之时的官方正字法行为:“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范晔《后汉书·安帝纪》则记载东汉安帝在永初四年二月,“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
三、《汉书》古字现象研究的意义
班固《汉书》多存古字,是与作者的个人文化修养、用字习惯以及创作条件等紧密相关的,并非有意而为。作为“国史”身份的《汉书》,班固在创作时不可能有意地采用时人都不能看懂的古字,或者说,上呈给朝廷的文稿却不能被帝王所识别。《汉书》多存古字现象恰是文字发展变化过程的一种真实再现,文字在发展过程中,有其变化和遗存过程,而人们对文字的认识和使用,同样也有着变化。班固创作《汉书》,主要选用的仍是当时变化了的通行文字,但仍存在不少古字,而这种古字的存在并不影响部分人们对它的认识,如有着较高文化修养的东汉明帝、章帝,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即算在不长的时间内,人们对该古字的认识相较于前人,又有着变化,如班固去世后,其妹班昭整理《汉书》文稿时,就有着当时人多不通识的现象。《汉书》多 存古字现象得以被人们重视并影响至今,这是与《汉书》本身价值有关的,一是因它“国史”的地位得到朝廷的推崇,二是班固个人杰出的史学和文学才干成就了《汉书》本身的优秀,三是《汉书》的内容和思想适应了人们的生活和心理需求。
然而,班固有机会查阅更接近《史记》原稿(包含副本)的本子,甚或就是原稿。虽然一般认为司马迁《史记》是由杨恽传播的,但不排除朝廷保存有《史记》原稿的可能。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他把《史记》“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又据《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所载的王肃答魏明帝语:“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则《史记》的原稿除了留存于杨恽家外,也极有可能曾上呈朝廷而得以收藏。再看班固的有利条件:一方面他既是校书郎,职责就是典校秘书,又是受皇帝的旨意而写《汉书》,能够博览朝廷的藏书,就有可能看到朝廷所藏《史记》;另一方面,他还有家藏《史记》副本可供借鉴。据《汉书·叙传》记载,成帝时,班固的伯祖父班斿就曾得到成帝赐予包括《史记》在内的朝廷秘书的副本:“每奏事,斿以选受诏进读群书,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时书不布,自东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诸子书,太将军白不许。”
这样,尽管《史记》在流传过程中因人们的改易而多俗字,然而班固却有条件看到留存在朝廷的《史记》原稿或副本。因此,对于汉武帝太初以前和《史记》相同的史实,《史记》就是《汉书》创作最直接的材料,这一点对照两书就可以看出。而《汉书》在择取《史记》资料时,完全有可能照抄《史记》文字,包括《史记》本身所具有的古字。这一点可从虽非古今字的“毋”、“无”二字管窥一二:对于楚汉战争时沛公左司马的名字,《史记》记为“曹无伤”,《汉书》则为“曹毋伤”,人的名字是一定的, 对于人名,按常理来说,不管是司马迁还是班固,在创作中把人名写错,可能性是很小的,最大的可能有:一种是班固所见《史记》版本本身就是“毋”字,只是《史记》在流传中形成错讹;一种是班固所见的《史记》版本中,已经改“毋”为“无”,班固在《汉书》创作时根据其它史料加以更正,这也更加证明“曹无伤”应为“曹毋伤”,但不管如何,并不能依据《史记》中“无”字而认证《史记》原文就是如此。其实,如果《汉书》古字不经颜师古等人有意存留,也许后人所见到的《汉书》也并非多古字,而和《史记》一样多俗字了。正因为后人所见到的多俗字的《史记》并非是司马迁所作的《史记》原文,而是经后人改易的版本,那么以已非原稿的《史记》文字作为实例,对《史记》、《汉书》文字进行对比研究,得出“《史记》多俗字、《汉书》多古字”的结论是不严谨也不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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