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新移民语言研究的现状及问题存在论文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人口迁移已然成为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截止2014 年底，中国流动人口总数为2。 53 亿，年均增长率达3。 39%。人口的迁移使不同地域、阶层、文化背景的人们在大中城市聚集，进而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特有的社会群体。他们的语言态度、语言能力、语言接触和语言认同等一系列有关语言的问题，直接反映了这类群体与整个城市诸多方面的联系。从动态的社会语言学视角来研究城市新移民的语言生活状况，可以真实地了解他们在城市中的生存状态和身份认同。本文基于中国知网、万方和维普三大文献数据库已发表的国内期刊论文和硕博论（ 2001—2015 年） ，从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三个角度综合分析城市新移民的语言问题，还原这一群体真实的用语现状，找寻城市化进程中新移民语言变化发展的规律，揭示当前城市新移民语言研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可行性建议。
一、城市新移民语言研究对象
（ 一） 语言研究人群所谓“城市新移民”，是指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正式或非正式途径实现自我或家庭的区域性迁移，已在移居城市中获得相当稳定的工作和住所，并具有定居意愿的流动群体。周大鸣将之分为四种类型的移民： 劳工型、智力型、投资型（ 或经营型） 和政策型。劳工型移民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大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在制造、商贸、流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打工，以出卖体力为主，工作不稳定，社会认可度低。智力型移民是指受过高等教育，在迁入地城市主要从事脑力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如白领阶层、技术人员和研究型人员。投资型（ 或经营型） 移民是指打工者的部分人群通过进城务工完成资本积累，在城市经营某种生意的商户或民营企业主等群体，如小商贩、个体户或私营企业主。城市新移民涵盖了从工程师、白领，到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再到产业工人、散工等不同族群。
在被检索出的87 篇相关文献中，对劳工型移民的语言研究比例最大，共68 篇占78。 1%，以夏历和刘玉屏为代表，主要研究2007—2010 年期间北京、南京、义乌等地的农民工群体语言使用状况和语言行为的再社会化。其次是对新移民整个群体的研究，共15 篇占17。 2%，最具代表性是雷红波的博士论文，他对上海新移民群体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初级白领、商业服务业者等不同阶层进行了语言使用、能力、习得和态度的社会调查； 葛俊丽分别对杭州白领移民和非白领移民进行了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的调研。但针对纯粹智力型和投资型移民的研究只有4 篇，分别来自张晶晶、郭庆、张先亮和贾晓蕾以及汪小艳的论文。另外，贾晓蕾在论文中部分内容分析了义乌言语社区中的外国商人群体。确切地说，该类论文只有4。 5 篇。
显然，在城市化进程中，人们所关注的焦点大都聚集在劳工型移民。截至2014 年，我国狭义农民工（ 即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 数量为1。 7亿，占流动总人口的67%。同时，由于工作生存、生活状况、权益保障和子女就读等问题，城市社会对他们的漠视导致在迁入地城市缺失各种话语权： 自生性、信息贫乏性、制度缺陷性和文化垄断性等失语。再者，因为受自身语言能力和所受教育程度影响，其语言问题已成为融城的障碍。因此，人们对这一群体的关注远甚于对智力型和投资型移民。然而，后两者虽因具有一定资本或者知识技能而容易获得较高社会认同，但同样在心理、文化、经济等方面存在着社会融合、语言适应和身份重塑的困境。因此，研究这两类人群的语言现状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 二） 语言研究迁入地
城市新移民所迁入的城市大致分为四个区域： 长江三角洲（ 53 篇论文） 、珠江三角洲（ 34篇） 、环渤海工业区（ 25 篇） 和中西部（ 15 篇） 。说明在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是新移民的主要动力，大部分城市新移民认同的核心要素是财富观，因此他们会选择经济发达的城市去谋生，例如北京（ 18 篇） 、南京（ 11 篇） 、义乌（ 9 篇） 和上海（ 8篇） 。北京和上海在中国的地位勿容置疑，南京除了经济发达，从2003 年起南京大学每年召开“城市语言调查学术研讨会”，2007 年成立了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因此有一批实力雄厚的学术团队对中国各大城市尤其是南京的语言状况进行调研。义乌是浙江中部快速崛起的一座商贸城市， 2012 年底流动人口为159。 5 万，约为常住人口的两倍，吸引着成千上万外商和少数民族，其高密度的人口流动和复杂多样的流动人口一直吸引着不少学者。
二、城市新移民语言研究内容
（ 一） 语言态度与语言使用
语言态度是指个人对某种语体的价值评价和行为倾向，包括对语言的地位、功能以及发展前途等看法。研究表明，新移民普遍对普通话存在较高的情感、地位和功能评价； 对家乡话情感评价较高，但功能和社会地位评价较低，而对迁入地方言的评价正好与家乡话相反。对于外商移民群体，张先亮和贾晓蕾发现，他们对英语的情感评价较高，而对普通话的功能评价很高。语言态度影响着语言的使用，甚至制约着某种语言变体的演变。城市新移民来到迁入地后，个体从原属地单一方言语码使用逐渐转为多种语码共同使用，随着社交场合的正式程度及与交际对象的关系不同，其语码使用具有选择性和倾向性，呈现出普通话和家乡话并存分用的局面和内外分异与趋高避低的特点。“内外分异”指在家里或跟熟人更多选择家乡话，在工作单位或公共场合愿意选择普通话“趋高避低”指倾向使用高声望的语码或变式如普通话，尽量回避低声望的语码如家乡话。这样，原属地方言逐渐异化、弱化，普通话和迁入地方言逐渐固化，新移民双方言人比例升高。
（ 二） 语码转换与语言选择
雷红波、张晶晶和陈龙琴分别从宏观的语言选择和微观的语码转换对上海新移民进行了语言分析。雷红波研究了上海四个不同阶层100 名青年移民的语码选择，发现越是中上阶层，更愿意用普通话交流，其次是上海话； 越是下层移民，会选择能被上海当地居民所接受的.家乡话交流。张晶晶通过对24 位白领移民的深度访谈，发现语言选择受到权力法则、文化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制约，上海白领移民更愿意用普通话与人交流，有时刻意隐藏家乡口音。这一现象印证了雷红波对上中阶层所调研的数据： 私人领域100% 上中阶层移民都愿意使用普通话，在公众场合24% 的移民会经常使用上海话。然而，汪小艳调查了南京市江宁区个体工商户的新移民，发现这一阶层选择普通话的比例高达77。 76%，但只有5。 56%使用南京话与同事或朋友交流，却无人向当地江宁话聚合顺应。可见，方言虽本质相同，但它们的社会属性不同，上海话的社会地位明显高于南京话和江宁话。陈龙琴则从微观的角度对上海的绍兴移民进行了语码转换分析，发现绍兴移民面对普通话、上海话，弱势方言绍兴话仍存在于移民的生活中，普通话和上海话在其言语社区中的社会地位和执行功能此消彼长。
（ 三） 语言接触
语言的演变除了语言内部自身的常规变化外，还有外部语言间的相互接触导致的非常规变化，比如在语言结构上的语音、词汇和语法变化；语言功能上的语言兼用、语言转用等变化，最终导致语言替换、语言影响、语言混合与融合。武小军[18]对流动人口在不同语言环境下进行了不同语体接触的考察，发现社会语言面貌呈现出向普通话趋同的多语并存共融发展态势。武小军和杨绍林进一步发现，在这种态势下，普通话正逐步向地域方言渗透。正如罗美珍所说，在不同群体的接触中，某一群体语言的结构特征或成分会向另一种语言扩散或渗透，既可能使被渗透的语言得到丰富发展，也可能由于从表层到深层的渗透而形成一种质变语言或语言融合体。莫红霞在对杭州农民工语言调查中发现，语言接触会造成语言间不同语体的不平衡发展，农民工在自身语言选择以及对子女的母语教育方面，会选择强势或主流语言，而普通话的绝对优势地位可能延伸至家庭内部。可见，语言替换就是相接触的语体在语言使用功能方面竞争的结果。
（ 四） 语言同化和语言认同
语言同化或认同都指个体或群体在社会交际中对某种语言在态度、情感、认知等心理活动方面的趋同过程。黎红
根据对新生代农民工在迁入地城市宁波的两次社会调查，发现农民工的语言同化经历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运用并逐步演化的过程： 农民工由原属地单一方言语码使用逐渐转为多语码共同使用； 母语方言逐渐弱化甚至异化，普通话和流入地方言逐渐固化； 向流入地言语习惯靠拢并趋同，甚至新语言成为唯一使用语言。樊中元对桂林和南宁的92 名农民工进行了语言期望、语言情感、语言行为和语言文化价值等四方面的语言认同观调查，发现农民工在情感上认同家乡方言，但在行为上更认同普通话。王玲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农民工群体主观自报的语言使用和语言认同的变化趋势基本同步，但问路调查的客观观察结果却显示，其语言认同与语言使用的变化趋势不一致，即对普通话的积极评价占主导，但使用的人占少数。农民工在迁入地所表现的不同程度的语言同化或认同对城市身份认同有着积极的作用，也是城市社会融入的必经过程。
（ 五） 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
伏干基于对外来工问卷的调查数据，发现语言能力低者为总人数的39。 4%，语言距离、交往机会、外出打工年限以及打工动机是影响语言能力的重要因素。高语言能力者与低语言能力者百分比之差表现为： 女性高于男性，教育程度越高差值越大，未婚者高于其他婚姻状态者，有交往机会者高于无交往机会者，朋友无老乡者高于朋友有老乡者，语言距离越小差值越大。秦广强调查发现，普通话水平对农民工经济收入会有显著影响，但对社会交际网络和生活空间的拓展影响不大。刘玉屏通过对义乌农民工的调查发现，农民工要提高语言能力必然经历一个语言再社会化的过程，表现在语库的扩容、语码选择模式的变更、言语交际策略的调整和对打工地方言成分的援用，这是由外部驱动力如生活环境改变、交往对象复杂化和原有语库贫乏之间的矛盾所带来的语言交际困难，以及内部驱动力如对城市生活的认同及留在城市生活的意愿同时造成的。
三、城市新移民语言研究方法
在所有87 篇论文中，研究者们采用了不同的调研方法，如问卷调查（ 59 篇） 、辅助观察或访谈法（ 25 篇） 、隐身观察（ 3 篇） 、参与观察（ 1 篇） 、录音与语言日记（ 2 篇） 、深度访谈（ 3 篇） 、问路调查（ 2 篇） 和田野调查（ 3 篇） 。有些同一篇论文采用了多种不同的调查方法，例如雷红波采用了问卷调查、隐身观察、参与观察和访谈； 陈龙琴采用了问卷调查辅以观察和访谈法； 王玲将问卷调查和问路调查、录音访谈相结合等。多种调查方法的综合运用可以相互弥补、相得益彰。问卷调查是社会调查最常用的一种数据收集_手段，它方便实用，能在短时间内收集到大量相关信息，经费、人力成本低且便于归类整理和定量分析。因此，有59 篇论文（ 67。 8%） 采用了此方法，且部分采用了SPSS 统计软件进行了定量分析。如伏干用调查问卷的形式采集到了长三角和珠三角4 152份有效试卷； 武小军通过对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和西部经济发达城市的问卷调查收到了1 029个有效样本。但问卷调查的真实性较难掌握，且缺乏灵活度和深度，较易受被调查者的兴趣、心情、态度等因素影响，且回收率低。因此，不能将问卷调查作为唯一的调查方法，可以辅以观察法或访谈法对问卷数据加以证实和补充，但很少有论文将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有些研究者采用深度访谈个案分析以及田野调查、语言日记等定性方法，长期追踪记录某类群体的真实活动和自然生活状态，全面且有深度。但最大缺点是采集数据时间跨度长，因此这样的论文相对少（ 只有8 篇） ，其中包括田野调查的3篇论文： 朱虹通过在东莞、中山和广州近一年的田野调查对打工妹话语体系进行了研究，分为失语者、鹦鹉学舌者和得心应手者； 陈晨通过在东莞YC 制衣厂的民族志田野调查和对SJ 镇四星级酒店的焦点小组访谈发现，外来务工青年通过积极学习粤语实现城市融入和完成自我主体性建构； 高莉琴和李丽华是为数不多描写西部城市移民语言状况的，通过对分布在乌鲁木齐不同地方的新移民语言群落的田野调查，发现他们基本保持原籍方言或者原籍背景普通话，以保持群落内部的认可度和忠诚度。
在所有论文中，标出调查人数的文章约61篇，从3 ～ 4 125人不等。通常将访谈作为唯一研究方法的论文在调查人数上基本控制在100 人以内。从论文数量上看，采用问卷调查的论文集中在101 ～ 300 人之间的占37。 7%，可见300 人以内的问卷调查可操作性比较强，受学者们喜欢； 调查501 ～ 1 000 人之间占18%； 调查1 000 人以上相对比较难，只有6 篇文章占6。 8%。
四、城市新移民语言研究症结
（ 一） 研究对象
一是学者们对劳工型新移民的关注远远超过对智力型和投资型移民，占78。 1%。显然，人们更愿意关注生活在社会底层、话语权缺失的弱势群体，而只有4。 7% 的论文是描写纯粹智力型和投资型移民。二是关注移民在流入地城市语言生活多，流出地用语现状少。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迁入地城市的语言环境变得错综复杂，普通话、原属地方言、迁入地方言甚至英语之间进行着大面积的接触，因此大部分论文分析的是移民在迁入地的语言面貌。当然，极少数学者在关注新移民在迁入地用语状况的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他们移居城市之前的语言能力和语言态度；还有将关注点投向这些移民在城市居住一段时间继而返乡后的语言变化。这些论文更具动态性和完整性。三是城市新移民的迁移方向是从农村流向城市，中西部流向东部，其结果就是普通话的大量普及和推广，使得一些西部民族语言和方言逐渐萎缩或消亡，这对语言规划和教育部门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 二） 研究内容
一是研究内容重复率高，类型单一。40。 2%的论文集中分析城市新移民的语言态度和语言使用，关于语言接触、语言同化、语言能力的论文比较少，这让一些论文看起来缺乏创新意识和社会价值。二是研究视角比较单一。大多数论文只是从语言学角度进行分析，缺乏跨学科视角。黎红从语言同化、陈晨从语言认同、秦广强从语言能力、张娟娟从语言熟练程度、朱虹从话语策略等不同角度分析了农民工的城市适应问题。这些论文既寻找了语言要素与社会要素的共变关系，又发现了新移民语言发展变化的规律，值得借鉴。三是宏观描写多微观研究少。论文总体偏向宏观语言要素如语言态度、语言选择等研究，描写微观的语言本体类文章较少。如黎红从语言同化路径宏观分析了农民工城市融合的过程，但是没能从语言本体如语言移借、语言替换、语码转换等进一步具体阐述同化的语言表现，导致研究内容比较空泛。不过，刘玉屏和樊中元对农民工称谓语进行了调研；刘玉屏还探讨了义乌农民工语言使用尤其在词汇上受到义乌方言的影响。四是重描写轻理论。绝大多数论文基本以问卷调查所采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说明问题，缺乏对理论框架的搭建和深度探讨。夏历是最早一批关注农民工用语状况的学者，在2007—2012 年连续发表了11 篇论文，但大多数论文很少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深度探讨。
（ 三） 研究方法
一是重定量分析轻定性分析。59 篇论文（ 占67。 8%） 采用了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可见研究者偏好定量甚于定性分析。但有时问卷调查所设置的场景或情境可能与被调查者的实际状态存在出入，因此在问卷上填写的答案就会出现误差，例如王玲发现，通过问卷调查农民工主观自报数据与问路调查法客观观察和访谈录音所采集到的实际数据并不一致。这说明，访谈作为定性分析是对大面积问卷调查的补充。访谈作为唯一研究方法的论文和田野调查论文共8 篇，但即便以深度访谈为主的论文，大都也没有具体说明是结构型还是无结构型访谈。二是在59 篇以问卷调查为主的论文中，只有13 篇明确说明抽样类型。抽样类型不具体说明会直接关系到调查结果的可靠性。同时，大部分文章的定量分析大多只停留在百分比统计与描述性分析，未能运用高级统计技术对数据进行深入且多维度的分析，因此，分析的有效性和结论的科学性也难以得到保障。
五、城市新移民语言研究前瞻
第一，研究对象要全面。不仅要关注劳工型，也要研究智力型和投资型移民。不同阶层的移民都有自身的不同处境和身份，他们通过语言社会化的过程，不断提高普通话能力、变更语码选择模式和调整言语交际策略，逐渐适应迁入地城市、拓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并找寻在城市中的自我定位。针对智力型和投资型移民，同样可以研究他们如何采用不同的语言策略适应迁入地环境进行社会融合。此外，在关注流入地语言变化的同时，也可以研究流出地用语状况，这样可以动态地记录原属地方言和迁入地方言的语言发展变化和趋势。
第二，研究内容要丰富，研究视角要多样，研究理论要创新。不仅仅要着眼于语言态度、语言使用、语言同化等宏观描写，也要对语言本体类和话语分析类等进行微观研究，这样可以真正揭示城市语言所呈现的自然状态、具体特征与真实面貌。视角要多样化，尽量结合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门学科。重视理论框架的建构，使描写性论文具有理论支撑。目前，大多数论文缺乏运用西方理论知识如B。 Norton 的身份认同理论（ IdentityTheory） 、H。 Tajfel 的社会认同理论（ SocialIdentity Theory ） 、J。 Gumperz 的言语社区理论（ Speech Community） 、N。 Fairclough 的批评话语分析理论（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等进行研究。国内学者可以结合中国移民的实际情况，在成熟的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突破和创新，这样，在新颖的理论指导下进行实证研究更具有社会价值。
第三，研究方法要具科学性多样性。目前关于城市新移民语言研究的方法比较单一，主要以问卷调查的定量分析为主。可以尝试选择并综合运用多种调查方法，例如结合观察法、问路调查法、深度访谈和民族志田野调查等定性分析方法，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印证，有效降低问卷调查中的偏差。同时，要对样本类型及数量作出具体说明，对数据的分析要以统计学理论为指导进行规范严谨统计，这样不仅更加注重调查方式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而且文章也会既有广度又有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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