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的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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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的现实价值

   论文关键词:生态伦理;传统;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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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20世纪下半叶以来凸现的生态环境危机,促使人们反思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人们意识到重建人类生态伦理观,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要.本文解读了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的精粹,分析了传统生态伦理的精粹在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现实价值,引导人们古为今用,确立正确的生态伦理观念,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

    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及社会的高速发展既造福了人类,也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尤其是环境恶化、资源溃乏、生态失衡、全球气候变暖、草原退化等正严重地威胁着地球上生命的存在。随着生态问题的凸显,生态伦理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要综合治理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最根本的,还是要唤醒人们的生态伦理意识,正确规范人类的行为。“生物或大地自然界应当像人类一样拥有道德地位并享有道德权利,个人或人类应当对生物或大地自然界负有道德义务或责任。”(《大地伦理学》利奥波德著)恢复自然的本性,赋予自然以其应有的权利,使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基调。解读浩瀚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对我们今天面对和认识生态危机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价值。

    一、以伦理为重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有丰富的道德哲学,充满了极富价值的生态伦理理念。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丰富的生态伦理理念,可概括为如下方面:

    1.图腾崇拜中原始的“尊重生命”、“人与自然平等”的伦理观念。在人类的图腾时代,人们认为自己与自然界是浑然一体的。那时,人把动物作为自己崇拜的对象,并进而把整个自然作为自己的崇拜对象,应当说,这表现了尊重生命的伦理思想。据资料显示,生活在氏族社会的原始人相信各氏族源出于不同的物类,源出于动物、植物或其他的物种,以为某物种与自己的氏族有着亲缘关系,于是便把它尊奉为图腾对象。如炎帝族以牛为图腾;黄帝族以熊、黑等动物为图腾;商族以玄鸟为图腾,中国人从来就认为自己是龙的传人。人们对图腾对象无比崇尚,族内规定对图腾对象禁杀禁食,也不许触摸,体现了一种“尊重生命”的伦理观念,而这种观念又是以人类把自己看作自然的一分子,与其他自然物一体、平等为前提的。此外,原始的、朴素形态的“人与自然平等”的观念,还表现在以自然物为神灵,华夏民族的祖先,多有对天神、土地神、月亮神、星星神、各种动植物神的崇拜等等。图腾时代的伦理观念是一种朦胧的、朴素的、原始的生态伦理观念。

    2.“天人合一”论中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哲学理念。人与自然平等、人与一切物类平等的生态伦理理念,贯穿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早在中国哲学创立期,先秦诸子百家的哲人便共同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所独有的“天人合一论”,即从哲学的高度为“人与自然平等”观奠定了理论基石。

    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论,把人和自然看成一个整体,重视“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其中特别突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周易·乾卦》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人顺应自然,与自然一体,揭示了天与人“相合”的基本思想。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就提出,人为“万物之灵”,但人也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天生蒸民”,人生于自然,但有精神、有意识的人可以“知天命”,而后可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孔子自称他50岁“知天命”之后的岁月能“耳顺”,能“从心所欲不逾矩”;老子则认为人不过是“天地一当狗”,故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间的一切无不顺应自然,合乎自然;庄子明确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齐一”;墨子主张,人们在自己首领的率领下,逐级“尚同”,最后“尚同”于“天志”,把人的主观意志与客观法则统一。各家之说无不表明,“天人合一”论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辩证关系。

    “天人合一论”的最可贵之处,在于它在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既肯定了人的主体精神,又强调人必须顺应自然。一方面,人不是自然的奴隶,人将自己从自然中分出来,这是人对人类自身认识的飞跃,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后人对自身力量的肯定;另一方面,人不能离开自然而存在,人类只有遵守自然法则才可以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

    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荀子虽提出了“天人相分”的命题,认为“人为万物之灵”,人可以“制天命而用之”,但他的“天人相分”以“天人合一”为前提,因而,他反复强调自然虽无意志,但人间的治乱祸福取决于能否顺应自然。在《荀子·天论篇》中,他宣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莱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显然,他在要人们相信自身力量的同时,必须“顺乎道”,按规律办事而不出差错,所以,“制天命而用之”应理解为告诫人们认识和掌握规律而后运用规律,“顺乎道、应乎时而行事。”在荀子看来,自然规律只可顺、不可逆,故《荀子·富国篇》阐明了“顺”规律与“逆”规律所出现的两种不同的结果,其中说:“天有其时,地有其才,人有其治,”“若是,则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傍如江海,暴暴如山丘”—社会富裕;反之,“则万物失宜,事变失应,上失天进,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烧若焦”—社会贫困。

    3.“仁民爱物”论中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平等的道德理念。基于人与天地万物是同一、平等的这一理论基点,中国古人主张“仁民爱物”。中国古代墨子讲“兼爱”、“非攻”,“兼相爱、交相利”,提倡一种没有利害冲突、没有等级差异的人类普遍之爱;孔子讲“仁”,讲“泛爱众”,强调人类应有爱心,善待他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友爱互助而不伤害他人,“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的人都如同兄弟;孟子从“性本善”出发,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主张统治者以“仁心”对待民众,行“仁政”,“制民以产”,给予百姓基本的生活条件和社会福利,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其中体现的是人际间的平等,不以牺牲他人而求得自己发展的朴素的道德原则。

    中国古人不仅主张“仁民”,而且还要“爱物”;不仅“泛爱众”,而且还要“泛爱物”。《孟子·告子上》有一段记载: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莫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灌灌也。”大意为:牛山好美一片森林,只因为这里距大城市太近,被砍伐一光。本来它还具有再生的能力,无奈光山又成了牧场,牛踩羊吃,于是就成了光秃秃的山包了。显然,这是一例生态破坏的典型事件。孟子生在战国中期,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天下很不安定的时代,诸侯们彼此征伐,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统治者横征暴敛,为了争夺地盘,不顾老百姓死活,以至民不聊生、土地荒芜,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这样,也不可避免地在“郊于大国”的地方,出现了生态破坏的景象。对此,孟子提出了“仁民而爱物”的生态伦理思想。这种“仁民爱物”的思想在宋明时代有更进一步发展。张载在《正蒙·乾称篇》中称,“天”为“父,,、“地”为“母”,人为天地所生,混然于天地之中,就是说人是大自然中之一物,有着大自然赋予的属性,大自然中的任何存在物都是平等的。于是他明确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应该视民众为亲兄弟、视万物为同伴的平等道德理念。王船山阐释张载的“民胞物与”时赋予了具体的道德内容:“由吾同胞之必友爱,交与之必信睦,则于民必仁,于物必爱”,这便是中国古代生态伦理理念—“体天地而仁民爱物”观。

    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体现了人类对自然认识的逐步深化,其蕴含的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平等,人与自然共生共处理念,及保护自然资源造福于民的生态责任意识,对当今社会维护生态平衡和促进环境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今,人类要摆脱生态危机和生存困境,学习古人生态伦理思想的精粹,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二、近代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了极为丰饶的物质文明,然而,这种文明建立在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资本逻辑”之上,视人类为自然之主人,对自然无限索取,不加补偿,因而这种文明也给人类带来许多恶果:环境恶化、资源溃乏、生态失衡等等。“假使没有一个环境伦理来保护社会的生物基础及农业基础,那么,文明将崩溃。”因此,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给后代留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已成为全球共识。笔者认为,确立科学的生态伦理观念,践行可持续发展理论,应吸取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观念的精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1.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精华,确立与自然万物共生共存的大生命观。要解决生态危机,解决现代人类“文明”的深层弊病,首先需要吸取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精华,重新培育起对生命的敬畏,使人们认识到自身的有限性,科学认知的有限性,时刻对宇宙星空、地球生命怀抱一种虔诚的敬畏之心,对生生不息的大自然充满由衷的无限敬意。既把生命理解为一种自然现象,又把生命当作一种道德现象;既通过科学研究探索自然规律,又善于在此基础上领会自然中一切生命现象所蕴涵的灵性,把自然的生命规律当作个体道德实践的前提,使行动符合自然世界所启示的生存法则,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共存互动的道德观。

    2.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关系,摆正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告诉我们:人不能离开自然而存在,人类只有认识自然、顺应自然、遵守自然法则才可以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人只是自然生态系统的成员,只是地球的居民而并非主宰。自然界的生物之间以食物链的形式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补偿、相互协调,每一个物种对自身赖以生存的资源过度“开采”都会造成恶果。事实证明,人为活动的盲目性并不能使人类从自然界中真正解放出来,只能在栽害自然的同时,也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严重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3.树立节源意识。荀子在《荀子·天论篇》中指出:“天行有常……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强本而节用”则资源是可持续利用的。联合国《21世纪议程》和《中国21世纪议程》都指出:“可持续发展要求改变不可持续的消费模式,建立可持续消费模式。”中国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就要克服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思想的影响,树立节源意识,合理利用资源、有效保护资源。

    4.树立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兼顾的发展理念。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精华蕴含的尊重自然思想要求我们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既要按自然规律办事,又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坚持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的标准。严峻的现实使人们反思出,没有人的全面发展,不考虑社会进步和环境优化的因素,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只能是一种“恶性循环”。我们既不能片面强调发展经济,更不能用牺牲环境效益的办法使经济暂时得到较快发展;也不能用停止或放慢经济发展的办法,片面强调保护环境。

    人类发展史表明,缓和人与自然的关系,除培养人类的科学的生态伦理观念外,还必须制定相关政策,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比如,控制人口增长,使人口增长与地球的人口生态容量相适应。据测算,地球可容纳的人口最多为80亿。世界现有人口已达60亿,若不加控制地继续增长,在2050年将突破100亿,超过地球人口生态容量的警戒线;把改造自然的行为严格限制在生态运动的规律之内,使人类活动与自然规律相协调。促进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自然再生产能力相协调,为人类的持续发展留下充足空间。

    “只要道德地对待自然界的规范一旦成为人的内在需要,它就会在解决生态问题中起到根本性的作用。”只有当人类能够自觉控制自己的生态道德行为,并理智而友善地对待自然界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才会走向和谐,从而实现生态伦理的真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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