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的目前状况与深思
[摘要] 结合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研究的历史与目前状况，从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理论研究、现代汉语诗歌文本语言研究、现代汉语诗歌虚词研究三个方面评析了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研究近二十年来的成绩及其存在的理由，希冀为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参照。
[关键词] 现代汉语;诗歌语言;虚词;诗性
伴随着中国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研究的深入，较系统地考察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研究的目前状况，探究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研究的成就与理由，对现代汉语诗歌理论的建构与新诗创作实践都具有一定启发作用。本文拟从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理论研究、现代汉语诗歌文本语言研究、现代汉语诗歌虚词研究三个方面梳理与论析近二十年来的现代汉语诗歌研究。
一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理论研究
受传统语言工具观的影响，诗歌语言多在形式、技巧与风格等层面上被描述，相关理论研究囿于表现论和创作论的范畴，不能有效拓宽其路径。新时期以来，在西方“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下，现代汉语诗歌研究逐渐将语言提升到“本体”的位置，在语言学、语言哲学、语言美学、语言理论和语言翻译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究，取得了一定成就。
20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首先发生在哲学、语言学领域，“语言”突破了表达思想、再现事物本质的工具理性地位。这种语言理论给中国现代汉语诗歌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耿占春是国内较早接受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学者之一。他打破了传统语言修辞学和风格学的阈限，将语言理由上升到本体的高度，在《隐喻》中重新深思诗、思、人、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诗和世界都是从语言中被创造出来”，“诗依靠语言建立一个世界，一个永恒的世界，一个完美的形式与原始生命力的统一体的世界。”[1]耿占春结合诗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的思想，论述诗这种“独特的语言形式”，此处可以窥见海德格尔的诗与思、语言与存在等观点的影响。他后来在《失去象征的世界——诗歌、经验与修辞》[2]中延伸了语言的论题，将形式主义与社会学批评相糅合，从文本内部与外部的关系进行诗学研究，在后现代语境下重新厘定“象征”的诗学作用，为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研究打开了新的向度。郑敏的《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将语言哲学与生命诗学及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结合，强调诗歌语言本身的生命力，认为当写下的文字不只是作为传达工具之后，它才能作为语言而诞生，指出“德里达和海德格尔对僵化的符号的反抗，对语言的活力、生命力的强调应当看作是对西方文化的挽救，以期它能跳出伪科学为它布下的罗网。”[3]高玉承认语言的思想性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作用，他的《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4]将西方的语言哲学应用于现代文学语言研究，拓展了对诗歌语言理由的认知。可见，中国学者对西方“语言学转向”从来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融入个人体验，从存在诗学、象征诗学、生命诗学和文学研究等层面加深了对汉语诗歌语言本体的认识。
现代汉语诗歌研究从语言本体角度打开视域的同时，也在汉语诗性、符号美学、修辞论诗学等方面，展开了对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美学的自觉探讨。郑敏在1993年第3期《文学评论》上发表《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时就尖锐表达了对新诗语言状态的不满，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以“白话”代替“文言”的过激策略失之偏颇。她多次援引德里达对汉语的赞扬，肯定汉语的诗性特点，指出新诗“语言的阻塞与困乏”的理由在于接受西方欧化语的同时，扔掉了古诗语言的独特魅力，认为汉语文化之根能够给予新诗语言丰富的营养。“字思维”与中国现代诗学的讨论更是激发了人们对汉语诗性本身的深思。“字思维”源于《文论报》1996年2月1日发表的当代画家石虎《论“字思维”》一文，其对汉字之美及汉诗诗意的强调，引发了语言学界、文学理论界及诗歌界对汉语思想、汉语形象、汉字人文性等方面的广泛探讨
如1996年11月和2002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字思维”与中国现代诗学研讨会;《诗探索》自1996年起开辟的“字思维”与中国现代诗学讨论专栏，等。。这些讨论丰富了现代诗学关于诗性理由的认识，启发了汉语诗歌美学的建构。周晓风的《现代诗歌符号美学》[5]更多借助西方符号学美学的路径，如谢冕在该书序中所说，“这是国内第一部以符号美学思想策略系统研究现代诗歌艺术的诗歌美学专著”，也为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理论的建构打开了视域。近些年来，陈超试图建立“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在对诗歌语言修辞的分析中，引入历史话语分析的维度，开启新的批评视野”[6]。这是一种连接修辞学与历史话语批评的有效方式，突破了符号学和修辞学的阈限，将语言延伸到社会历史的动态层面，为汉语诗歌语言美学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自“语言学转向”以来，语言理由波及到文艺学领域。现代汉语诗歌理论研究受到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等西方诗学理论的影响，结合汉语诗歌的实际发展境遇和存活目前状况，有着自觉的理论探究。特别是具体诗学语言理由的探讨，如林庚的《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7]对新诗格律理由格外关注。陈仲义在《现代诗：语言张力论》中借助西方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的策略，探索现代诗的张力属性。他从现代诗的“在场”实践出发，试图“提供多一些母语滋养下的诗语范式”[8]。朱恒的《现代汉语与现代汉诗关系研究》综合语言学、文学的研究视角，从白话、欧化、文言、口语层面考辨了现代汉语与现代汉诗的关系，指出现代汉诗的理由，“要从现代汉语本身出发”[9]。这些诗学理由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路径。此外，五四白话文运动的重新深思、现代诗学语言观念的梳理、诗歌文体的划界、语言技巧和策略论的探究等理由也有相应进展。代表性的论文有解志熙的《汉诗现代革命的理念是为何与如何确立的》、张向东的《“人的发现”和五四白话诗的语言观》、肖学周的《试论闻一多的诗学语言观念及其发展轨迹》、李玮的《从“诗文合一”到“诗文划界”》、陈本益的《汉语诗歌句式的构成和演变的规律》、鲍昌宝的《建构现代汉语的诗意空间》等，结合现代汉诗的发生、发展及历史经验，审视其与汉语要素的复杂关联，推动了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理论的建构。诗歌语言理论的研究中还有对诗歌语言发展脉络的全面考察。骆寒超、陈玉兰的《中国诗学·第一部形式论》[10]中的语言卷，就是从诗学研究的角度探究旧诗到新诗的语言转变、现代汉语诗歌中的语言策略及未来的语言建设，从整体上综合梳理了诗歌语言的发展历程。在中西诗歌语言的比较与翻译研究中关注现代汉语自身的存活状态。美国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曾说过：“用一种语言的形式和质料形成的文学，总带着它的模子的色彩和线条。”[11]这种模子性质在语言比较与翻译研究中尤为突出。叶维廉的《中国诗学》[12]结合古典诗歌语言理论的模子及英美现代诗的语言经验，比较了中西诗歌语言、文言与白话、诗歌翻译中文言转化为英文和文言转化为白话的差别。他关注现代诗语言在中西诗歌夹缝中存活的艰难状况，提出将白话加以提炼的步骤，体现出关于中国文化的危机意识。中西诗歌语言的比较与翻译研究一方面重视汉语的“模子”性质(特别是古代汉语)及诗性特征，另一方面也关注现代汉语的生成要素和现代汉诗所特有的语言表达方式。中国现代诗人的翻译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熊辉的《两支笔的恋语：中国现代诗人的译与作》[13]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现代诗人的翻译与中国新诗的语言范式，而且具体分析了翻译中形式、语言和精神上对中国新诗的影响。近年来，王家新结合中国新诗及翻译历程，指出翻译“成为推动语言不断变革和成熟的不可替代的力量”[14]。中国新诗史上的优秀诗人翻译家在经历“自身语言降生的阵痛”中，切身感受到翻译语言的异质力量，催发了现代汉语的诗性表现力。此外，诗歌翻译语言的“异化”与“归化”、诗歌翻译的互文性与模糊美等理由也引发了学界关注，推动了现代汉语诗歌翻译的语言研究。其中，袁进根据基督教诗歌的汉译史料及其语言特点，得出近代西方传教士译诗“是汉诗欧化的最早尝试”[15]的结论。如果有足够的证据支撑西方传教士译诗对“五四”一代新文学作家的影响，那么新诗的发生研究很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写。
建立系统的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理论有待更为细致、全面的探索。如何将诗歌语言理论同语言哲学、语言文化学，同语言史、语言修辞、语料相结合等理由，还需要深入探究。
二现代汉语诗歌文本的语言研究
诗歌语言理论研究离不开对相关具体诗歌文本的语言阐释。特别是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的整体研究，注重从文学史作用上总结诗歌语言的规律及演变特征。陈爱中的《中国现代新诗语言研究》[16]不仅探讨了新诗语言的生成、架构、形态、特征，还关注新诗语言与现代时间观念、实证思维的关系，结合具体的诗歌现象和现代“阐释”体系进行诗歌语言的综合研究。从话语角度研究诗歌语言的著作比较重视语言和历史语境的关系，张桃洲《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据此思路介入新诗研究，旨在“对汉语言和中国诗歌语境之变迁的考察，并以此为切入点，展开对新诗历史和现象的探究”[17]，涉及语言资源、格律声音、语言精神等方面的理论探讨，且结合具体的诗歌现象和历史语境进行诗歌文本的分析。李志元的《当代诗歌话语形态研究》[18]从话语形态角度研究中国当代诗歌史，提出诗歌话语分析的六个单位：语境、主体、诗意、意象、读者和文本形式，分析了包括诗歌文本在内的诗歌现象和话语演变谱系，更多具有史论的性质。
关注历史阶段性特征的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研究，比较重视“五四”时期诗歌语言的转型理由，从源头上梳理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的发生。王晓生的《语言之维：1917-1923年新诗理由研究》[19]研究了五四时期诗歌语言的特征、变化及对诗歌文体的影响，涉及新诗对旧诗的“观念性秩序”的挑战。荣光启的博士学位论文《现代汉诗的发生：晚清至“五四”》从知识分子对新的汉语言说方式的追求和具体诗歌创作情况两个方面，考察了现代汉诗发生的语言脉络和形式依据。这些研究需要熟知新诗转型的大量史实和文本静态语言的分析，较具挑战性。其它时期的诗歌语言研究也比较多见，如胡峰、张玉芹的《六七十年代诗歌语言的欧化特征探析》、董秀丽的《“词语与激情共舞”——后新时期女性诗歌语言书写的自觉》等期刊论文，关注的是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的历史阶段性特征与文学史作用。这一类相关研究成果还存在一些理由，一方面是学界对1949年之前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研究的关注还不够充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基本观点和视角的偏差，如《中国新诗韵律与语言存在形态目前状况研究》、《挣脱文字梦魇后的舞蹈与歌唱》等几篇博士学位论文，研究虽聚焦于现代诗歌，却以古典诗歌的视角和标准来评判现代汉语诗歌。我们在总体把握现代汉语诗歌语言发展的历史潮流时，要看到现代汉语诗歌语言形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以及区别于古典诗歌和西方诗歌的特殊性，既不能以偏狭的视角来锁定新诗，也不能将诗歌语言过于敞开，应将语言放在多元的动态过程中来考察。
随着诗歌语言理由研究的不断推进，部分博士学位论文开始关注现代汉语诗歌语言本体研究。刘景兰的《徐志摩诗歌语言研究》从语言观、语言资源、语言实践、语言影响等方面研究徐志摩的诗歌语言，推进了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的个案研究。叶琼琼的《论穆旦诗歌语言》从语言形态、隐喻性和反讽艺术三个方面，阐释了穆旦诗歌语言的现代性特征。自“五四”以来至今的诗人如胡适、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穆旦、艾青、于坚、黄芳、冯杰、陈先发等，以及“新月派”、“九叶诗人”、“七月诗派”、“西南联大诗人群”、“朦胧诗派”、“朦胧后诗派”等诗歌流派的语言理由，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学界从对诗歌语言风格、特色的探索扩展到欧化、反讽、口语化、音乐性、隐喻性、现代性等理由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文贵良的《李金发：词的梦想者——新诗白话的诗学实践》、张岩泉的《论九叶诗人的语言艺术》、廖玉萍的《论徐志摩诗歌语言的音乐性特征》等。
同时，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研究不断出现新的专题视角。颜同林的专著《方言与中国现代新诗》[20] ，陈亮的博士学位论文《新诗“口语”理由研究》都是从某个具体角度来研究现代新诗语言，关于“方言入诗”、“口语写作”的探讨颇具新意。从特定角度进行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深入到语言某些具体理由的内部，避开对诗歌语言的泛泛而谈。关于诗歌语言的比较研究也有重要价值。刘永红的《诗筑的远离——中俄象征主义诗歌语言比较研究》[21]研究李金发、戴望舒及九叶诗派等诗歌中的象征主义诗歌语言，并与俄国的象征诗语相比较，使现代汉语诗歌语言探究有了对比参照。运用语言学的策略研究诗歌语言已形成一种趋势。王维的《朦胧诗的语言特质》将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运用于诗歌语言性质和功能的研究，强调“朦胧诗语符在不同语境中所具有的多义性”[22]。孙川梅的学位论文《现代汉语诗歌的艺术语言分析》采用艺术语言学的策略分析诗歌的现代转型，从词义的变异、语言的超常搭配、篇章结构策略三个层面考察现代汉诗的语言特点，也体现了语言学研究策略对文学研究的`逐渐渗透。同时，多种策略论的综合使用，能够在诗歌语言的研究上起到高屋建瓴的作用。如程国君、朱卫国的《沉思性·议论化·隐喻化——论“西南联大诗人群”的诗语言探索与诗美追求》[23]将文本的美学阐释与语言学的研究策略结合得较为缜密。当然，在综合运用各种策略时，我们仍需注意诗歌语言研究的单一化、平面化现象。各种研究策略的综合运用还有待加强。如语言学策略的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研究多局限于技术性的剖析，语言哲学、语言美学的研究又容易陷入玄学的窠臼，纯粹文学性的研究也经常显示出叙述力度的匮乏。诗歌语言的比较研究，如同时代诗人作品语言的比较，诗人前后期的语言变化，与西方诗歌、古典诗歌语言的比较等都还不够充分。涉及到诗歌语言的文本分析时，也有以语言特征的普遍性遮蔽文本特殊性的倾向。从史论方面研究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的变化发展，还需要以现代的眼光和立场进行更全面细致的辨析、评价。三现代汉语诗歌虚词研究
目前，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研究相对来说，还处于比较零散、单一的状态，缺乏更为系统、透彻的整体探究。诗歌语言因涉及句法、修辞、语境、文化、历史等因素，仍有许多尚未挖掘的领域。像 “虚词”这一特殊的词类，作为现代汉语转型的显著标志，对新诗语言的“现代性”转型就具有重要作用。
新诗语言的“现代性”转型离不开文化运动、学校教育、翻译活动等外部力量对新诗内容和形式选择的推动作用，与诗歌语言自身的发生、变化也有密切关系。以往的研究常常将语言材料作为文学变革和审美阐释的注脚，对静态语言学的分析稍显不足。实际上，近代以来的语言变革更多关涉语音、语汇、语法等层面，如果能将新诗语言的外部研究同语言学技术层面有效的结合，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了解新诗的语言建构。学界也普遍出现将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转变的语言规律应用于现代汉语诗歌语言转型研究的趋势。如古代汉语单音节结构至现代汉语双音节、多音节为主的变化，虚词成分的激增，从超语法超逻辑特性趋向接受语义逻辑的支配，以及增加人称代词、连词和一些表示关系性、分析性的文字等，这些观点已成为共识。反映在新诗语言上，主要表现为虚词成分的激增所带来的语言形态和语义逻辑的变化，对古典诗歌语言结构、韵律节奏的突破，以及与以口语为中心、“言文一致”新诗观念的互为影响。王泽龙的《“新诗散文化”的诗学内蕴与作用》[24]从诗学作用上强调了虚词的激增与西方语法的融合生成关系，认为现代汉语的语法结构功能，对新诗散文化的自由体形式选择具有重要作用。汉语诗歌句式的变化，也冲击了古典诗歌的格式。葛兆光的《汉字的魔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学札记》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论述古典诗歌语言中的虚词运用、宋诗到白话诗的演变及20世纪初诗体革命中的虚词特征，指出：“诗歌的真正大变局还是在‘白话诗’彻底地瓦解了古诗的句法之后，而瓦解古诗句法的一个极重要方面就是句式的任意安排和虚字的任意使用，当白话诗以日常语言里常有的句式、常有的虚字大量用在诗歌里的时候，诗歌大变局的时代才会真正的来临。”[25]以虚词为视角研究新诗的发生、发展，将不仅涉及文学与语言学，与语言美学等多种学科的交叉研究，而且能够为现代汉语诗歌研究提供新的途径与策略论启迪。
虚词带来了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结构、文体、形式、韵律、节奏等方面的变化，影响了现代汉语诗歌的形式建构与理论探索。许霆在《旋转飞升的陀螺——百年中国现代诗体流变史论》中认为：“现代汉语双音节词多，虚词运用频繁，词序固定”[26]，进而将中国现代诗体形式进行分类。陈仲义则以为新诗难以定型，“大量跨行，是现代诗外形式与早期白话诗的主要区别之一。为突出句子某一效果，不少字词(虚词、量词、宾语成分等)独立出来，做成跨行的‘牵头’，制造了大量的‘抛词法’和‘留词法’，从而产生摇曳多姿的‘断句’，这一摇曳，庶几断送了稳定和谐的节奏‘前程’。”[27]在陈仲义看来，现代诗的分行形式使诗歌节奏不再固定化、格式化，新的语法变化是实现诗歌生命更为灵动的可能。他们分别从诗歌形式的固定性和特殊性的角度，注意到虚词带来的新诗形式变化。但虚词究竟是如何影响诗歌语言结构、体式的，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虚词对现代汉语诗歌节奏与韵律也有一定影响，如卞之琳的音节划分、押韵研究涉及虚词使用，林庚的词组划分、“半逗律”节奏和何其芳的顿诗主张也与虚词相关。王雪松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现代诗歌节奏原理与形态研究》指出中国现代诗歌中大量虚词的增加和使用，反映了欧式语法的渗透，带来句子成分、形态、功能以及语流中轻重感知的变化，并重点论述了虚词对现代诗歌节奏单元划分、现代诗歌语音节奏和语意节奏的影响。然而，虚词诗学理论的研究相对来说还很薄弱，虚词的进入是如何逐渐打破古典诗歌既定的形式结构，如何带来句子成分、形态、功能、语流、语势以及张力的变化，如何影响经验、情感、哲思的呈现方式等等，这些理由都还缺乏更深入的深思。进一步建构和完善现代虚词诗学，能够弥补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理论的薄弱环节，推动现代汉语诗歌形式本体的研究。
对中国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的虚词特征与功能的总结，还需要结合具体的诗歌文本来分析虚词的使用，梳理虚词所带来的诗歌语言的形态变化、审美特征及其他理由。譬如虚词与新诗语言的“现代性”转型研究。李金涛的《“前五四”的命名及其对考察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作用》[28]通过解读胡适的《蝴蝶》和《他》两首诗歌，谈及大量虚词对传统诗歌格律形式束缚的突破。王光明认为郭沫若的新诗在“语法上受西方逻辑化修辞的影响，单复数、代词、虚词、因果词、时态词，以及形容词加主语的修辞格大量进入了诗歌，即加剧了诗歌的散文化倾向。”[29]关于虚词与诗歌节奏、韵律的关系研究，胡适诗歌虚词与节奏的关联，闻一多诗歌虚词对结构、情思的作用，戴望舒语助词对诗歌节奏的影响、以及《雨巷》的虚词音节与轻重音等理由也皆有论者关注，但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不多。富治平的《论女神中的虚词》[30]便详细论证了虚词，特别是部分助词与叹词，对郭沫若诗歌创作的积极作用，分析了虚词对诗歌节奏、韵律及新诗发展的影响。该文从真正作用上将虚词纳入了诗歌专题，对郭沫若诗歌的研究大有裨益。此外，虚词对诗歌思维、诗歌形式和诗歌美学趣味的新构型也有重要作用。李怡指出：“我们看到，大量抽象的书面语汇涌动在穆旦的诗歌文本中，连词、介词、副词，修饰与被修饰，限定与被限定，虚记号的广泛使用连同词汇作用的抽象化一起，将我们带入到一重思辨的空间，从而真正地显示了属于现代汉语的书面语的诗学力量。”[31]具有议论性、思辨性、哲理性的诗歌借助虚词的合理使用，可以增强各种语言逻辑和事物关系，扩展诗歌的知性内涵。刘士杰的《冲破严冬阴霾的春燕——论朦胧诗》[32]就谈及舒婷诗歌中的虚词和句式有助于表达曲折的情感。进行系统的虚词功能与审美研究将能够有效地推进现代汉语诗歌研究，为诗歌实践提供多元参照。
当然，部分学者对诗歌虚词的使用仍存有一定偏见，认为新诗、旧诗都应该“尽可能地剔除或避开过多的虚词”。的确，虚词如果使用不当，会影响诗歌的审美表达，如语言组合、搭配的平淡无奇，语言的板滞、诗味的寡淡等。学界也普遍认为李金发诗歌中的文言虚词使用半文不白，与欧化句式扭结，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艺术性和审美性。然而，虚词的运用取决于其使用效果，并非可以简单地一言以否定。其实，早在1980年，孙绍振就已经注意到虚词在诗歌建构中的作用，强调西欧诗歌不可忽视的优点：“那就是有比较大的思想容量和生活容量。这是因为它不回避诗句间的逻辑关系，不省略对于逻辑推理来说是不可少的介词和复合连接虚词。”[33]这对理解虚词与现代汉语诗歌的关系不乏启迪作用。虚词使用与否、如何使用、效果如何等理由也还需要联系诗歌的其他要素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中国现代诗歌史和诗学研究中的诸多语言理由还没有被系统而深入的论及。如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的诗性、语象、隐喻等理由，诗歌语言包含的语体、句法、语意、语感、语境等理由，以及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的发生、比较、翻译等等理由，都还是我们必须深入探究的诗学理论或诗歌形式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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