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墨家思想对董仲舒新儒学体系的影
[ 摘 要 ] 秦汉时代墨家学说的式微是以其被解构和融入于其他思想体系的方式进行的。作为汉家旗帜的董仲舒新儒学体系，对墨家思想就进行过吸收融摄和借鉴发挥，主要表现在天道观、伦理思想以及政治思想三个方面。理清董仲舒新儒学体系与墨家思想的内在关联，对于我们理解秦汉以后墨学思想演变发展的脉络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 关键词 ] 董仲舒;新儒学体系;墨家思想
武帝即位后，改弦更张，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学便被定为一尊，诸子学遭受重创，相继衰落下去。墨家也不例外，逐渐丧失了学派自身的独立性和清晰的师承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墨家思想和墨家精神的断流，它对后世思想界仍产生深远影响。本文试从天道观、伦理思想以及政治思想三个方面探讨墨家思想对董仲舒新儒学体系的影响。
一、天道观
“天志”、“明鬼”是墨家天道观的两大支柱，人格天和灵验的鬼神都具备超自然的巨大威慑力，主宰并控制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天志”之旨在于爱利百姓，“明鬼”之要在于赏善罚恶，两者相辅相成。故墨子天道实质是人道精神的神学投射，深蕴着人本主义的理性内核。董仲舒(简称董子)正是在墨子天道观的影响下，确立起一个有意志，有道德、能生发万物，主宰人类命运的人格天。董子天论深受墨家天道观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两者天的内涵基本相通，旨在安民爱众，都具备人格意志和道德属性。就墨子的“天”而言，“天之爱百姓厚矣” [1] (《墨子·天志下》) “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 [1] (《墨子·法仪》) “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之所不欲。” [1] (《墨子·天志中》)墨子之天是厚爱宽明的。“天”在董仲舒那里既是物质之天，又是人格化的有意志，有性情的至上存在。“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 [2] (《春秋繁露·阴阳义》) 将天人比附相类，把天人格化。不仅如此，“天意之仁而不欲害人” [2] (《春秋繁露·必仁且智》)进一步阐明了“天”安民爱众的品格，它代表民心，反映民意，与墨子之天意旨相符。
其次，两者都以为天意不可违抗，天都作为神秘至上神的存在而能赏善罚暴，主宰人类社会。墨子说：“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 [1] (《墨子·天志中》) ， “天之意，不可不顺也” [1] (《墨子·天志中》)，要求统治者顺从天意，从善政，以求达到政通人和、国家大治的局面，否则若违背天意，施行暴政，必将得到上天的惩罚。在董仲舒看来，作为“百神之大君也” [2] (《春秋繁露·郊语》)的至上之天，同样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立法者和主宰人类社会的至上神，与墨子之天整合起来。天意本仁，君主须法天而行，推行仁政。否则上天就示灾异以遣告君主，如若君主不幡悟悔改，“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 [2] (《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即上天将收回王命，从而发生“天命易主”的现象;相反，如果君主能做到厚爱百姓，励精图治，则上天会示以祥瑞，对君主进行褒奖鼓励。可见，董子之天与墨子之天一样，不仅宽仁厚爱，而且公正刚明，作为至上神，天意不可违抗，具有超自然的巨大威慑力。
最后，董子的灾异符瑞说间接地受到墨家“天志”、“明鬼”思想的影响。正统儒家天命观具备浓厚的哲理意蕴，宗教神秘色彩淡薄，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 [3] (《论语·述而》)。因此，董仲舒名显于世的“灾异说”并非渊源于正统儒家，而是通过对墨家“天志”、“明鬼”思想和流行当世的阴阳五行学说的融摄发挥而建构起来的。在逻辑论证上两者吻合一致，其灾异符瑞与墨家鬼神都忠实地执行天的意志，是代天施行赏罚的工具。
墨子之天与董子之天都烙上了人格的道德属性，具有较为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都是集 权君主政体外用以制约君权而构筑起的形而上的依据。董仲舒利用流行于汉代的阴阳五行思想，构建起的一套天人感应的理论体系，将天意通过气外化为符瑞灾异而感应人类社会。墨子“天志”，则直接借助并神化当时人们思想意识中的鬼神观念来施行天道。比较而言，董子天论比墨家的天道观更加全面、系统、深刻。董子之天有三重性质，即宗教性的神秘之天、人文性的义理之天和物质性的自然之天，多元一体，并构整合。这种整合思维显然是得益于墨家天道“借天言志”思维模式的启发，是对墨家天道观的改造与创新。
二、伦理思想
兼爱思想是墨家伦理思想的核心，以“兼相爱，交相利”为主要内容，强调爱的均等无差，提倡小生产者的友爱互助，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对诸子学和后世思想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董仲舒伦理观就受到了墨家“兼爱”思想的影响。
首先，董仲舒的仁范畴有泛爱倾向和爱利、兼利的品格，具备墨家“兼爱”的相似特征。《必仁且智》篇提到：“故仁者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董仲舒的仁爱是爱及人类的泛爱、博爱，有着普世关怀的胸襟，并且仁与智相辅相成，不可割裂开来。这种泛爱人类的仁爱观既是对原生儒家孔子朦胧的“泛爱众”思想的传承，更是对墨子“兼爱”思想的直接发挥。墨家的兼爱、交利与董仲舒仁以致爱、智以除害的思想正好吻合，反映出实践层面上的致用理论的继承性关联。不仅如此，董子在阐释天的“仁”性上，还直接表达了类似于墨家的“爱利”、“兼利”的思想。《春秋繁露·王道通三》谈到 : “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并进一步对天的“仁”品格加以解释：“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天有仁慈、爱利的品质，人君应法天而行，故而“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 [2]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诸侯》篇也谈到：“天虽不言，其欲赡足之意，可见也。古之圣人，见天意之厚于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爱利、兼利说是墨家区别于其它诸子学、最能反映墨学特征的重要思想。董仲舒取此赋予天帝和人 君相同的品格，旨在劝诫统治者厚爱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