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基于控制权的企业家激励与约束

论析基于控制权的企业家激励与约束

　　[论文关键词]控制权；企业家；激励；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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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控制权为企业家带来了控制权收益，而这种收益正满足了企业家的需要。控制权的配置向企业家倾斜有助于为企业家提供激励从而有利于企业业绩的提高，但是企业家掌握控制权也会有消极的一面。因此，选择合适的约束机制对企业家的行为进行约束是十分必要的。

　　企业家的激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般认为，报酬机制、声誉机制、竞争机制等对企业家发挥着好的激励约束作用。但是，控制权机制也对企业家有很好的激励约束效果.遗憾的是长期被人们所忽视。只注重货币收人，而不注重与控制权相联系的非货币的“个人好处”是传统的研究激励问题模型的不足之一(钱颖一，1996)。黄群慧(2000)也认为经济学很少把控制权作为企业家的一种激励因素进行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企业家控制权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制衡。本文针对这种研究不足就控制权及其对企业家的激励和约束问题做深人的探讨。

　　一、企业家的需要及效用结构

　　1.企业家的需要。企业家之所以成为企业家，是因为他们具有特殊的人力资本，特殊的意思就是企业家的人力资本不管是先天具有还是后天投资积累而成，它与大多数人的人力资本不尽相同。这种人力资本使企业家具有较一般人更容易或者在短期内获得初生性需要和次生性的需要，同时使企业家有能力有信心生成对成就和权力的需要。于是，企业家的需要与普通人的需要的结构和强度具有较大区别。

　　为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企业家需要的特点及其激励的意义所在:(1)企业家的需要与普通人的需要同样具有多样性。企业家的需要不仅仅只有自我实现的需要，在企业家的需要结构中依然包括初生性需要、次生性需要。这是因为低级的需要是人们最为起码的需要，是人们生存、发展、延续生命必不可少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企业家的需要不仅包括物质、金钱，还包括非物质的报酬，比如声誉、地位、指挥人的感觉等。这为我们研究企业家激励机制的多样性提供了理论支持。

　　(2)企业家的需要是高层次的需要。相对于普通人来说企业家具有特殊的人力资本，在社会竞争中具有较其他人更大的优势，因而低层次的需要容易得到快速的较高质量的满足。初生性需要和次生性需要已经不是企业家关注的重点，企业家的需要主要集中于对权力、成就的需要。(3)权力需要在企业家需要结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分量。如果不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家比较，在中国国民收人和人均财富低下的条件下，企业家也可算得上富裕阶层了。因此，企业家具有相当强烈的权力需求。这是由权力的性质决定的，简单地说可以为企业家带来成就感、地位、声誉，更为重要的是权力带来的这些非物质性收益，而这些非物质性的收益可以带来实实在在的物质性的收益，比如权力可以带来更多的货币收益、更多更随意的在职消费。同时，对权力的需要是企业家工作的性质所决定了的，没有权力，无从谈起配置其他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

　　2.企业家的效用。Grossman and Hart(1986).Gross-man and Hart(1988)、Harris and Raviv(1988，1989)和Aghion and 13otlto( 1992)等经济学家将企业的收益分解为控制权收益和货币收益，并由此对企业的权利安排进行了深人的研究。张维迎(1998)指出:企业的收益可以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难以度量的非货币形态的收益，另一部分是容易度量的货币形态的收益。非货币形态的收益与控制权相联系，故而称为控制权收益。循着这些有益的探索，我们认为企业家的效用来自于两种形态:显性的货币报酬和隐性的控制权收益，货币报酬可以直接反映在企业会计账户上，而控制权收益为拥有控制权的企业家或高级管理人员直接占有。图1表达了企业家效用的结构。

　　二、企业家控制权及其收益

　　1.企业家控制权的定义。对控制权的研究最早始于伯利和米恩斯，他们通过实证研究在1932年出版了《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提出了著名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命题。随后，企业史学家钱德勒在系统地研究了19世纪中期以后美国工商企业成长的历史后在1977年出版了《看得见的手—美国的企业管理革命》，他从经济史的角度印证了伯利和米恩斯“两权分离”的命题。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虽然提出和印证了所有权和控制权及其分离的事实，但是并没有明确界定所有权和控制权。GHM(Grossman, Hart and Moore)理论深人研究了所有权和控制权及其与非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关系，以及权力在企业各要素所有者之间的最优配置问题，同时将所有权定义为剩余控制权。在他们的研究中，我们不能发现控制权究竟是什么，这是因为他们在研究中更为关注财产权利。如果说他们定义了控制权的话，那么他们的定义方式就是把剩余控制权与企业所有权同一化，从本质上讲，对控制权这样的定义是很模糊的。张维迎在论证“资本雇佣劳动”时指出，企业家的控制权是指当一个信号被显示时决定选择什么行为的权威(张维迎，1995);周其仁(周其仁，1997)把企业家对企业的控制权定义为排他性利用企业资产，特别是利用企业资产从事投资和市场营运的决策权。这两位学者对控制权的定义较以前的研究进了一步。张的控制权定义具有一般性和抽象性，但从企业家控制权的角度来看，周的定义更明确更具体。朱启才(2004)对权力的认识为:权力就是资源的控制力。这一定义已经具有经济学的含义，为我们对权力定义提供了思路。

　　在这些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我们认为作为企业家的控制权就是决定自己和他人采取行动的权力，这种行动深刻地影响着组织部分或全部的人、财、物及其他资源的具体使用。在这个定义中，决定自己行动的权力体现为经营管理中的自主权，也反映了约束机制对企业家的约束强度，决定他人行动的权利就是指挥权和决策权，“部分或全部”暗含着控制权有大小之分。因此，我们认为这样的定义是比较全面的，在研究控制权对企业家的激励约束问题时更为明确。

　　2.控制权收益。企业家的控制权收益主要有以下的形式，如表2所示。

　　当然，控制权的私人收益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具体形式，有些是十分隐蔽的，甚至与腐化有关，不易被列示。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聂祖荣(2002)共列出了18种控制权收益形式，但并没有关注这些收益的分类和内涵。

　　三、控制权对企业家的激励机理及激励强度

　　从管理学和行为学知道，需要是激励的前提和基础，能作为人们激励物的东西一定是人们需要的东西。控制权是一种权力。在界定法定权力和实际权力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委托代理模型证明了虽然正式权力的授出削弱了委托人的控制权，但是能够促进代理人的积极参与，重要的是可以提供代理人收集、提供有价值信息的激励，有利于组织目标的改进，因此控制权具有激励作用。

　　1.控制权的激励机理。控制权的激励性是通过控制权收益体现出来的。从企业家的效用结构中发现，企业家的收益包括货币收益和控制权收益。企业家的货币收益表现为企业家的工资、奖金、股票期权以及其他形式的可以货币度量的收人。控制权收益则指因拥有和使用控制权而得到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以及感觉优于他人的优越感，还包括企业家的在职消费，如利用开会和考察的机会出国、旅游，以及利用职权将资源向有利于得到个人好处的方向转移等等。具体地说，控制权之所以能成为企业家的激励因素，是因为控制权能满足企业家三方面的需要:(1)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企业家施展才能、体现“企业家精神”的自我实现的需要;(2)满足控制他人或感觉优越于他人、感觉自己处于负责任的权力需要;(3)使得企业家具有职位特权，享受职位消费，给企业家带来正规报酬激励以外的物质利益满足。能满足企业家这三方面的需要是控制权成为企业家激励因素的内在机理。关于这一点需要特别阐明的是，周其仁(1996)在对横店集团的实证研究中指出当企业控制权并不能带来对剩余的索取时，“控制权回报”就意味着以“继续工作权”作为企业家“努力工作”的回报，并将控制权理解为在市场上竞价出售“企业家精神和才能”的机会权，因此企业控制权构成了对企业家的激励。这一逻辑内在地假定了机会权就是激励因素，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企业家愿意追逐这个机会权。从内在作用机理的角度，我们认为控制权或者机会权依然遵从控制权收益对企业家需要的满足的逻辑才得以成为企业家的激励因素。

　　2.控制权的激励强度。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是将控制权作为企业家的激励因素其激励强度由哪些因素决定和影响。除了公平理论和期望理论可以部分地回答这个问题以外，我们这里作三点讨论:(1)显然，控制权越大，其激励的强度越大。在一般的理论研究中，对控制权的大小没有明确的定义和计量，一般认为，企业的资产规模和员工规模是衡量控制权大小的两个直观变量。张维迎(1998)指出一个控制两千万资产企业的经理得到的控制权收益大于控制一千万资产企业的经理得到的控制权收益，因而前者的激励强度大于后者;(2)“准剩余控制权”越多，激励强度越大。“准剩余控制权”越多意味着企业家拥有更大的经营自主权或者实际权力，使企业家能够从经营企业中获得更多的成就感和优越感，更能满足企业家权力的需要，更容易在资产转移中获得个人好处;(3)控制权对权力偏好的企业家的激励强度更大。不同的企业家对权力的看法是不同的，因此对控制权的需要程度存在差异。对权力偏好的企业家而言，权力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因而控制权的激励强度更大。评价控制权对特定企业家的激励强度需要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进行考察。

　　四、控制权的控制企业家的约束机制

　　企业家的控制权对企业效率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影响。周其仁(1996)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控制权回报”对企业家的激励效应。张维迎(1998)指出了企业家控制权消极的一面。为限制或避免控制权对组织和社会经济效率的消极影响，运用适当的约束机制对企业家控制权进行约束就成为必然。就具体的约束方式而言，对企业家的约束机制来自企业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内部约束机制就是企业治理结构，外部约束机制就是市场，主要包括资本市场和企业家市场。这些约束机制的约束功能是通过限制和剥夺企业家的控制权，从而限制和剥夺企业家的控制权收益得以实现的。但是，不同的约束机制其约束机理各不相同。

　　1.企业治理结构。企业治理结构是有关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在时间和空间上分配形式的一整套制度安排，也可以理解为有关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执行人员(或称经理或称企业家)三者之间权力分配和制衡关系的制度安排。由此可以看出公司治理结构的首要功能就是配置企业契约参与者的控制权，它的这一功能通过规定在不同状态下由谁、如何控制企业、风险和收益在不同所有者之间如何分配得以实现。这一功能也是通过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结构发挥作用的，这种方式又被称为“内部人监督”。通过治理结构投资者就可以“用手投票”的方式对企业家进行监督和控制，实现对企业家的约束。由于内部人拥有企业家的能力、努力程度及企业绩效的相对于市场的信息优势，所以这种约束机制不仅是最为直接的方式，同时也是可以减轻信息不对称和搭便车行为的有效率的方式。

　　2.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对企业家的约束作用通过两种不同的机理实现:一是“用脚投票”，二是接管。资本市场是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分配的市场实现形式，包括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有效率的资本市场能够客观地反映企业的业绩，进而间接反映企业家的能力和努力程度。当企业业绩不佳或者投资者预期不到企业的好前景时，因为股票可以自由买卖，投资者就会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出售手中的股票，从而实现对企业家的惩罚和约束作用。接管的实质是通过市场对企业控制权的争夺。接管的逻辑是:如果企业家努力程度或能力不够，企业业绩不佳，股票价格下跌，只要企业前景不错，就会有实力雄厚的企业或者个人把分散的股份收购起来，当股份集中到一定的程度，接管者就有了对公司的控制权，从而可以更换在位企业家，实现对企业家的约束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资本市场对企业家约束的前提是资本市场本身的有效性，这是分析中国控制权市场应该特别关注的条件。

　　3.企业家市场。企业家市场或称经理市场是对企业家约束的另一重要途径。发达的企业家市场提供了充足的后备企业家，投资者选择企业家的余地大，可以较低的成本找到合适的企业家更换在位企业家。因此，在位企业家受到很大的被更换或者被解雇的压力，促使企业家努力工作和不断提高自己的经营能力，从而企业家市场提供了对企业家的约束功能。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一个企业家把企业搞得一塌糊涂，那么，企业家在企业家市场上的人力资本就会贬值，从而影响企业家的未来收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为了长远利益，即使没有其他的激励或约束，企业家也会努力工作。这即是所谓的“隐性激励”。

　　以上三种对企业家的约束机制中，企业治理结构是网络型的约束机制，资本市场和企业家市场是市场型的约束机制，它们在不同的国家发挥的作用存在差异，这里有必要进行说明。当今世界的公司体制主要包括德、日等国的网络导向模式和英、美等国的市场导向模式两种。在对企业家的约束机制的选择上，网络导向模式的公司由于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倾向于资本所有者，因此注重通过“内部人监督”的治理结构对企业家进行约束;而市场导向型模式的公司因为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倾向于企业家等经营管理者，并且资本市场和企业家市场发达，因此这类公司选择市场机制作为对企业家的约束机制。对于转轨经济时期的中国国有企业而言，总的策略是根据行业和企业的实际以及市场的发展阶段对企业家的约束机制作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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