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立武《大学》思想刍议
黎立武，字以常，号寄翁，新余递步人。景定三年(1262)入太学，咸淳四年(1268)擢进士第三，恩赐状元。历任镇南军节度判官、袁州通判、秘书省校书兼庄文府教谕、奉议郎、承议郎、军器少监国子司等职。宋亡，他不愿与元贵族合作，潜回新余，在蒙山建“蒙峰书院”收徒讲学，因他学识渊博，品行又好，前来受业者甚多，书院常有人满之患。文天祥很敬佩他，说自黎立武的大名“震荡以来，吾江西一佛出世，引领愿拜”。元朝的达官显贵也很尊重他，美称他为“蛮子状元”(源于南蛮北狄之说)，时有前来拜谒、请教者。
摘要：在兼山学派中，唯有黎立武对《大学》思想做了系统的阐发，这对于我们了解兼山学派与《大学》思想皆有重大价值。黎立武的《大学》思想体现着“三纲领”的一贯性与“八条目”的一贯性，二者相互统一，将《大学》整体思想一贯于《周易》之“艮”。以“艮”立说是兼山学派的典型特点。黎立武通过“艮”阐述了“诚”“止”二理，深发了《大学》的工夫意涵，由此开启了主体的天人合一之道。
关键词：黎立武;诚;止;艮;《大学》;一贯性
黎立武，字以常，号寄翁，新余递步人，宋入元的遗民学者，兼山学派之后学。据资料统计，在兼山学派的著作中，唯有黎立武的《大学本旨》与《大学发微》是对《大学》思想的系统阐释[1]134，故通过对黎立武《大学》思想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明晰兼山学派的学术思想，同时亦可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大学》文本。黎立武在《大学本旨》中直接采用《礼记・大学》的原版排序来进行注解，结合他在《大学发微》中对大学的思想论述，他的《大学》思想特点可归结如下。
一、“三纲领”的一贯性
黎立武对于“大学”二字的解释曰：“大学者，大成之学也，《学记》云知类、强立谓之大成，是以化民易俗，此大学之道也。”[2]740与之不同，朱熹以“大人之学”来解释“大学”。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朱熹的“大人之学”强调了修身成人(大人)的内圣之路，其直接针对“得君行道”的外王理想;而黎立武的“大成之学”则在“大人之学”的基础上突出了对外王道路的调整，强调以“化民易俗”的'方式来建立皇极的外王理想。这表明，在黎立武生活的年代，“得君行道”的外王理想已经破灭，故只有转而走通过教化以“化民易俗”的外王之路。与朱熹相比，黎立武对于《大学》体用之学的兴趣点却从政治转向了教化[3]55-58。
同朱熹一样，黎立武在“三纲领”的阐释中也体现着“三纲领”的一贯性。
明明德，即自明之道也;新民，即明明德于天下，率仁、兴孝之类，明民之道也;止于至善，即敬止、止仁之类，诚之道也。通三要论之，所谓至诚能尽其性，则能尽人物之性，诚而明也欤?[2]740
黎立武主张以《中庸》中的“诚”来解释“明明德”与“新民”。“诚”能尽己之性，此就“明明德”而言;“诚”能尽人物之性，此就“新民”而言。黎立武与朱熹一样，认为“明明德”与“新民”是“明”内与外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而黎立武进一步认为“明”乃“诚”也，至此，黎立武把“明明德”与“新民”两纲领统一于“诚”。另一方面，黎立武认为“止于至善”与“诚”有着相互融贯的关系：“止于至善”即是要敬止、止仁、止敬、止孝、止慈和止信，这些正是“诚”之道;而“诚”能“尽人之性”进而“尽人物之性”，即“明明德”而“新民”，此正是“止于至善”之路。由此可见，黎立武以《中庸》之“诚”融贯了《大学》的“三纲领”，同时也通过“诚”把“止于至善”融贯于“三纲领”中，“三纲领”其实都是以“止于至善”为根据，仅“止于至善”此“一纲领”。
值得注意的是，朱熹认为“止于至善”是“明”的目的，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4]3，“止于至善”是“明”最终所要达到的境界，故“三纲领”是一个围绕“明明德”而展开的持续的、向外扩展的过程。故“明明德”是本，是工夫的下手处，“三纲领”一贯于“明明德”[5]19;而黎立武却体现着与朱熹完全不同的思路，他认为“止于至善”不仅是一个道德境界，同时还是融贯了“诚”的工夫下手处。因此，“三纲领”都围绕着“止于至善”而生发，“止于至善”融贯了“三纲领”的始末，是“三纲领”的一贯之处。
二者一贯之处的不同其实体现了二者对外王思路的不同侧重。黎立武在对《大学》的注解中，体现了以《中庸》之“诚”汇通“止于至善”的诠释进路，同时还一再强调了“止于至善”的枢要地位，努力彰显了其工夫境界二而一的核心价值。这样黎立武尽性修道而成教的思想便贯穿于《大学》文本始末，体现了黎立武外王思路从“得君行道”的政治之路到“化民易俗”的教化之路的转变，其深层内涵暗合他以“大成之学”释“大学”的思想。
二、“八条目”的一贯性
与诸宋儒一样，黎立武也以“修身”为界把“八条目”分作两类，认为“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6]737，而“齐家以下新民之事也”[6]737。在“三纲领”的一贯性中，黎立武把“明明德”与“新民”二纲领一贯于“诚”，以此结合“八条目”的分类可看出，“八条目”同时也一贯于“诚”，故曰。
大学之事其条有八，始之以致知格物，而道以明;终之以齐家治国平天下，而道以行;中之以诚意正心修身者，其本也。存诸我为诚于中，推诸物为心诚求之。是知诚意为八条之的，其大旨存乎诚。诚所以尽性，止所以存诚，止其所止，非所谓贯于一乎?[6]737
这里所谓“止所以存诚”之“止”乃“敬止、止仁、止敬、止孝、止慈、止信”之意，即“止于至善”，在此黎立武重申了“止于至善”与“诚”的相互融贯性。当然，这种融贯关系也决定了一贯于“诚”的“八条目”亦有“止于至善”的始末贯穿;然而，如果说“三纲领”的一贯性是用“止于至善”的内涵去言说体用之学的工夫境界之路，那么“八条目”的一贯性则是直接以“诚”的深刻含义去言说体用之学的本体工夫之路。
黎立武直接采纳《中庸》的思想认为“至诚能尽其性，则能尽人物之性”[2]740。具体而言，“尽其性”即“尽己之性”，此乃忠道也;而“尽人物之性”即推己及人，此乃恕道也。作为“诚”的两翼，“忠恕”之道正是具体的修养工夫，它融贯在“八条目”的始末。
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非所谓忠乎?齐家以下新民之事也，非所谓恕乎?[6]737
通过融贯于“八条目”中的“忠恕”工夫，主体最终可以澄澈本体之性。在《中庸》里，“至诚尽性”生发的是一种诚即性、至诚即尽性的“诚”、“性”关系，“诚即性，代表天人一贯，人由诚而性而天;而至诚即尽性，亦代表工夫即本体，性的真实意义乃在吾人至诚的努力中得到印证。”[7]121可见，“诚”是一种工夫，更是一个天道本体，工夫与本体不二。在这里，黎立武正是通过以《中庸》汇通《大学》的诠释进路言说了“八条目”的工夫论内涵。
三、《大学》整体思想的一贯性
在黎立武的《大学》诠释中，他不但以《中庸》之“诚”来汇通《大学》，同时还以《周易》之“艮”来综括《大学》，在整体思想上，体现着明显的一贯性。他在《大学发微》中言。
《大学》其曾子之书乎!曾子传道在一贯悟道，在忠恕造道，在《易》之艮。曾子曰：“君子思不出位”，此艮象也[6]737。
在《周易》中，“艮”就是“止”，所谓“艮，止也。”(《周易・艮卦・彖传》)黎立武认为艮之意首先包含了“止于至善”。
止如君止仁，臣止敬之类，《易》所谓艮其止，止其所也[6]738。
止仁、止敬之类乃“止于至善”之质，故艮止即为“止于至善”。而艮止将动，需正其位，黎立武认为此法乃“诚”，故“艮”实际上也包含了“诚”之意。
……复乎正位，而造乎诚中……凡人之身所向者，明耳目之所感，境物之所迁，意马心猿，何有底止?动而之妄，则天君主宰离位失所……诚形，动之际，此艮所以深明夫诚身之道[6]738。
黎立武的《大学》思想总括而言即为相互融贯的“诚”“止”二理，而艮在阐明“止”之意的同时深明“诚”之道，故黎立武《大学》的整体思想仅一“艮”字，即一贯于艮。
兼山学派自郭忠孝开创以来尤重《易》之“艮”，至黎立武亦沿袭此传统，进而通过“艮”来一以贯之《大学》，并揭示其更加广博而深邃的工夫论内涵，成为黎立武《大学》思想的典型特点。黎立武言。
止又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时止则止，诚性内彻，理明欲净，不累于形骸，故曰：“艮其背不获其身”;时行则行，诚明外融，八荒我闼，不累于物境，故曰：行其庭不见其人。由一身之外言之，庭之于家国天下一也，圣人举而措之，皆行其庭之事也。内则自明明德，外则明明德于天下，动静一道，光明可知，艮之妙旨盖如此，其在虞书精一之旨[6]738-739。
“艮”之意涵盖了“止”与“诚”，勾勒了黎立武《大学》思想的整一个工夫论系统。在工夫中，“诚”与“止”乃“动静一道”：从静态方面来看，“时止则止”具体落实为“忠”的工夫，它要求工夫主体“内则自明明德”，使“诚性内彻，理明欲净”;从动态方面看，“时行则行”具体落实为“恕”的工夫，它要求工夫主体“外则明明德于天下”，推己及人，使“诚明外融，八荒我闼”。“止”之静为“诚”于本体处立基，从而保证了“诚”之动于行动过程中本性的澄澈无邪，而“诚”之动将“止”实现于工夫，从而使得“止”之境界获得了现实性的品格。
明德者何?在天曰命，在人曰性……然此极至之理根于天性，隐于人心，是为至善之所……夫明德者，天命之本然;至善者，天则之当然[2]740。
自本体而言，“诚”“明德”“至善”乃“性”也，根于“天”;自境界而言，“止于至善”乃是通由工夫向本体的回归，自然也就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圣人境界。“中国儒家从天命天道说性，即首先看到宇宙背后是一‘天命流行’之体，是一创造之大生命，故即此创造之真几为性，而谓‘天命谓之性’也。”[8]53黎立武同样把“性”视为沟通天人之际的“天命流行”之体，在这条天人合一的道路上，生命主体通过“诚”“止”二而一的工夫，不断澄澈、扩充、实现本体之性，最终在回归本性的流行中达到天人合一，而黎立武尽性修道而成教的内圣外王之路也通过此一贯在“艮”之下的工夫系统而展开。
参考文献：
[1]孙劲松.兼山学派考[J].中州学刊，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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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高柏园.中庸形上思想[M].台北：东大图书出版公司，1988.
[8]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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