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学解释学》引论：什么是仁学
由创立的仁学曾经在两千年的儒教时期为中华精神奠定了基础和开辟了方向，今天在全球科技商业化时代重新阐释仁学，亦应有可能为人类文化的精神方向提供新的参照基础。因为仁学是
孔子思想中所谓“述而不作”和“集大成”，实为春秋时代中华文化的经验及其集体智慧结晶。孔子仁学为一兼具认知、信仰和实践的伦理学系统，其主要内容由孔子及其数代门人于先秦时代共同编撰而成，其实质影响则发生于秦帝国之后两千年。所谓思想和制度乃孔子及其他先秦思想和其后中国文化历史演变汇合而成的结果。因此，儒教、儒家或儒学乃是一种先秦思想和秦后历史的综合物，具有多个组成层次和方面，不能将其等同于孔子思想本身。现在我们用“仁学”一词取代或对比于“儒学”，以严格区分先秦孔子思想和秦后儒家思想。这种区别意在辨析两者在思想构成和作用方面的异同，而非特别有关于它们的形成历史和作用历史过程，尽管历史因素与思想的构成关系密切。对于仁学一词的历代用法均包含着侧重孔子精神的意思。谭嗣同在其《仁学》中已辨析了孔子和儒教的异同，但当时的学术思想条件并未能使其充分认知两者之别；而康有为的“孔教”构想则仍然是建立在传统儒家和佛家的模糊知识论上的。清末民初诸君子确实都怀有强烈的仁学情怀，但新旧交替时期的主客观条件尚不可能使他们对此重大课题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再认识。?
我们在此所用的仁学一词专指孔子伦理学或孔孟伦理学之精华部分，其含义包括孔孟文本的原始构成、历史作用和现代意义三大方面。为了把握此三个方面，必须以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新的历史现实经验认知为探索根据。对于现代学术方法论而言，研究者也需要区分三个层次：古代传统、现代科学传统和当代跨学科方法论趋向。对于跨学科方法论而言，我们的伦理学研究首先强调的是解释学和符号学的观察角度和研究方向，用以摆脱各种中西传统哲学的框架。我们在此提出的仁学伦理学模型是在人类知识总体范围内重新设定的，虽然其和思想来源于中国历史，但分析此历史材料的方法则主要来自现代学术世界。现代历史解释学告诉我们，为了把握古代材料的“真义”，必须充分依靠现代知识成果。这样，远如朱熹近如章太炎等大儒如复出，亦并不能为古代思想研究提供更多的“诠释”。胡适在其《史大纲》(上)中指出的旧籍解读问题，至今仍然存在：“古书年代久远，书中的字义古今不同。宋儒解书往往妄用己意，故常失古意。”(26)又言：“宋儒注重贯通，汉学家注重校勘训估，但是宋儒不明校勘训估之学(朱子稍知之而不甚精)，故流于空疏，流于臆说。”(30)在称赞清儒考据学之余，胡适亦指出他们“不肯作贯通的功夫，故流于支离琐碎”。胡适认为待精通佛学理论的章太炎出，综合字义和贯通的诸子学才被提出。(30)章太炎一方面对胡适等新派疑古论不予苟同，一方面承认经学与哲学关系甚小，并指出，“在太平安宁时治哲学的极少，隋唐统一天下后讲哲理的只有和尚”(58)。但是，“义理”在此是不是可以归结为“佛理”和“哲理”呢？应当看到，民初以来学术思想先驱对中华思想史的反思工作所根据的“理论方法”尚属常识层次，但他们对古代文典做了极其有益的初步整理和批评工作。一般来说，现代史学界的贡献更具实质性，但是如古史辩一代文本考据学研究也并未达到有关历史文本意义理解的解释学研究的层次。一方面，他们的研究中仍然存在着字义研究和义理研究之间类别异同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不同“义理”之间的类别划分问题。今天我们不可再像前人那样拘守于传统考据学模式来进行笼统的讨论，实际上无论是“考据学”还是“义理学”等传统学科门类，今天都必须纳入人类的新学术框架内，重新加以分辨和定位。义理考据之争及玄学史学之争都是纠缠于古人学术分科不严而引至的结果，今天只能视其为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阶段性成就，而不应当视之为我们今后相关探讨的方法论“基”。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此处提出的历史解释学和伦理解释学等研究角度和方法，却特意要将(中国)“史学”和(西方)“理论”结合起来，虽然结合的立场和方法已与前人根本不同了。所谓古代思想的“复原”乃是一个现代思想和古代思想多方面互动的结果。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地利用现代思想方法以深化我们对历史思想的理解。现代孔学研究和儒学研究必然是一个在人类知识整体内加以综合性处理的问题。我们在此提出的仁学分析即本此意。本书所说的仁学因此也兼指在现代社会、文化、历史条件下对孔子仁学伦理学原型之时代意义提出的新解。“仁学”的现代解释虽然是原始文本和后世知识思想之间的对话结果，但其后世历代读解和现代解释都是以原始文本结构为根基的。古典仁学和现代仁学的“深层意义结构”应该相同，两者的表层话语形式及其读解方式则会有较大的不同。本书既指出仁学原始文本深层意义结构的稳定性，又强调对其历史读解方式的多元性。?
五四运动以来，中外学者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评价不一，然而对孔子及其《论语》一书则多予以充份肯定。这一现象足以表明孔子思想超越时空的普遍可接受性。其原因正在于孔子思想本身的.人性论立场和其跨文化的广泛可结合性(可对话性)。因此孔子伦理学和中国儒家传统思想不可等同視之。孔子思想的人类普适性恰缘于其具有超越中华文化传统的内在的人本主义潜力。其实，也只有在今天术条件下我们才能认识到孔子思想的世界意义，即孔子思想可超越中华历史经验而表现出一种人类历史生存中普遍涵有的内在伦理精神倾向。本书企图在现代社会、文化、学术整体中探索和重构仁学中的一切有效因素，以便在此基础上进而研究孔子仁学在现代社会文化中应有的地位和可能的作用。“新仁学”的产生不是将现成的中华文化传统人为地投射于世界，而是将再整理之后的中华伦理文化传统有机地融入于世界，以使其积极参与全人类普遍伦理文化的重建。因此我们的仁学“解释学”不只是研究中华文化学术的结果，而且是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文化学术的结果。进而言之，也只有在充分把握了现代文化学术之后，才有可能对仁学传统进行有效的再理解。在此意义上，传统仁学的现代解读工作(仁学解释学)是有关古典仁学现代化和世界化的一种企图，是促进古典仁学和现代学术世界思想互动的一种设想。仁学的现代再理解将是中国传统思想在人类生存基本方向上对新时代和新世界的认知和信仰活动进行积极参与和创造的契机，其精髓将主要表现于人本主义伦理学和理性主义人两大方面。前者将为世界人本主义伦理学提供更合理、更可行的理论指引，后者将为有待更新的世界人文科学提供更合理的研究态度和伦理实践精神方向；前者使其对峙于各种超越性信仰文化，后者使其对峙于人文学术商业化的世界总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