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与索绪尔：文化意指分析基本模式的形成
[摘要]符号学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方法。符号学固有的特征是集体性，而意识形态则是一种集体意识和集体表象，是一种意指形式，因此，以符号学模式分析意识形态，可以说是天造地设。索绪尔曾把区分为整体语言∕个体语言(社会性∕个体性)，以符号学为准绳，确定整体语言为语言学研究对象，因为它具有社会集体性叶尔姆斯列夫则以图式∕习用替代索绪尔的整体语言∕个体语言，认为图式、习用两者均具社会性罗兰?巴特即经由叶尔姆斯列夫这一环节──语言的图式∕习用支配着符号的结构、运作和意义，从而颠倒了索绪尔的语言学是符号学一部分的理论，改变为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也就是运用语言学模式──横组合关系和纵聚合关系，分析一切符号学事实，分析一切意指现象。其中句子是典型的横组合段。句子蕴含的完成力量以及句子本身的完整性，与意识形态的重复、固着及完成的特性是一致的，句子因此成为意指分析、意识形态分析的模型、渠道和对象。纵聚合关系则对含蓄意指的能指或所指作出分类。直接意指直显真实(语言的真实)，它转移为含蓄意指的能指或所指，或者说含蓄意指的能指或所指负载、蕴含了直接意指。含蓄意指的所指当中的不变者或常数就是意识形态，它凭借自身负载、蕴含的直接意指实现意识形态的“天然性”、“真理性”的幻象。含蓄意指的能指的常数是修辞学，或者说修辞学呈现为意识形态的意指方面。含蓄意指的能指或修辞的手段或意识形态的意指面貌，是语义转变、偏离、扭曲。这是实现意识形态幻象和揭露意识形态幻象的途径。因此，文化意指分析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研究和修辞学研究。
[关键词]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罗兰?巴特横组合关系纵聚合关系句子含蓄意指意识形态
索绪尔提出“符号学”设想的意图其实在于解决普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他着眼于整体语言(lalangue)，而不是个体语言(laparole)①。缘由就是整体语言具有社会性，是一种约定的社会制度，语言符号的本质在其中得以呈现。索绪尔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为了更好地阐述他心目中语言学明确的研究对象──整体语言，也为了巩固对整体语言社会性的看法，就顺理成章地把目光投注到完全具社会约定性的符号学上来了。他把符号学看做具有社会性的代表[“社会集体性及其法则是符号学现象的内在要素”[1](p290)]，继而把语言学阐释为符号学的一部分，则语言学的特性自然也就是社会性。这主要是为了明确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而设立的，索绪尔仔细分析语言学中哪一种因素最具有社会性，那么，这种因素(整体语言)就是语言学要研究的对象。再进一步将整体语言析分为言说的整体语言(口语)和书写的整体语言(文字)，在符号学体制内比较两者的共同特征，显现文字的功用，最后把言说的整体语言确定为语言学真正的研究对象。②
索绪尔将整体语言和个体语言之和，亦即抽象的语言系统及其具体使用的总体，看做群体语言(lelangage)。他将整体语言和个体语言剥离开来，这是创举。在索绪尔看来，之前及当时的语言学都在研究个体语言，并没有找到真正的研究对象(整体语言)，因为个体语言不具有同质的统一性和稳定性。罗兰?巴特承续索绪尔整体语言和个体语言的二分，也关注整体语言的社会性，却将符号学视为语言学的一部分。这一颠倒有什么意义呢?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论索绪尔语言理论及其对法国文论和思想的引生”(02CWW001)和上海市社科规划项目“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及未刊札记研究”(01FYY001)。
[作者简介]屠友祥(1963-)，男，浙江萧山人，博士，河南大学黄河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语言思想与批评理论研究。
罗兰?巴特和索绪尔之间实际上经历了叶尔姆斯列夫(LouisHjelmslev)这一中间环节。罗兰?巴特《符号学基本概念》(Elémentsdesémiologie)叙述索绪尔整体语言∕个体语言观点之后，即引述叶尔姆斯列夫图式∕习用(schéma/usage)的理论观念。在叶尔姆斯列夫眼里，整体语言/个体语言的区分是索绪尔学说的精髓，或者说索绪尔的学说皆可归结到这一点上，“全部理论都可从这首要论题地推演出来。”[2](p78)但叶尔姆斯列夫觉得应该进一步作这种剥离的工作。“结构按定义就是相依性(dépendances)或应变项(函数项，fonctions)的编织，因此，结构语言学的主要任务就在于研究应变项及其类型。为了能够以最简单同时又最复杂的方式描写一切符号学结构，须编制必要而充分的关系类型的清单。”[2](p80)叶尔姆斯列夫区分了1)双边依存性2)单边依存性或决定性，被决定者以有决定者为前提。此外，叶尔姆斯列夫还区分了变换(lescommutations)和取代(lessubstitutions)。在一个聚合体的内部，能指的两项的变化可引起所指的相应两项的变化，所指的两项的变化可引起能指的相应两项的变化，这就是变换。相反，一个聚合体的两项之间没有满足这种条件，就是取代。因而在变体中间总是有变换，在非变体当中则总是有取代。要明晓整体语言和个体语言间存在的应变项类型，叶尔姆斯列夫就拿这些概念来达到目的，但他将这个问题限定在共时性框架内。叶尔姆斯列夫的剥离工作，主要是他觉得索绪尔的整体语言∕个体语言的术语有含混之处，他想进一步厘清，编制必要而充分的关系类型的清单。他把整体语言看做：
a)一种纯粹的形式，对其确定可以完全不管其社会实现和物质表现
b)一种物质的形式，由已定的社会实现来确定，但依旧可以不管(物质)表现的细节
c)一种单一的习惯总体，特定的社会采取了，并由可观察的(物质)表现加以确定。cf.[2](p81)
叶尔姆斯列夫将纯粹形式的整体语言称作图式(schéma)，物质形式的整体语言称作模范(norme)，习惯总体的整体语言称作习用(usage)。模范决定习用和言说，只有先有习用和言说，而后才有模范，这是单边依存性习用和言说之间则为双边依存性言说、习用和模范决定图式，包含在物质里的变数决定纯粹形式的常数，这也是单边依存性。
这是叶尔姆斯列夫为整体语言编制的清单。
叶尔姆斯列夫依据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归结出个体语言区别于整体语言的三个特性，一为个体语言是实施，不是制度二为个体语言是个体的，不是社会的三是个体语言是自由的，不是固定的。这三个特性缠结在一起，所有实施不一定都是个体的、自由的，所有个体的不一定都是实施、自由的，所有自由的不一定都是个体的。但这三个特性对界定个体语言都是不可缺少的。“我们可从个体和社会的区别与自由和固定的区别中作出抽象，来思考实施。同时，就导致了仅仅把图式视作制度，把其余一切都看做实施。”[2](p88)言说者运用整体语言(图式)规则表达其个人思想，这需经组合，索绪尔把组合(lescombinaisons)与机制(lemécanisme)区分开来参见[3](p35)，这种-机制使言说者能够把这些组合表现出来。图式的实施物、表现物就是个体语言，索绪尔把心理-物理机制纳入或限于个体语言的框架，把“音位学”仅仅看做编列在个体语言清单内的学科参见[3](p60)。叶尔姆斯列夫觉得正是这点处在基本边界上：纯粹形式与实体、非物质与物质的边界上。这等于说“制度理论简化为图式理论，实施理论包含了全部实体理论”[2](p88)，实施物为模范、习用和言说。三者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自然而然地归并为、构成为只有一个真正的物：习用。模范相对于习用来说是种抽象，言说相对于习用来说是种具体化。“只有习用才是实施理论的对象，模范实际上仅仅是种人工构造物，言说则仅仅是转瞬即逝的(证据)。”[2](p89)因此图式的实施必然是一种习用：“集体的习用和个体的习用。”[2](p89)